三 对于小右派而言，合理的观察视野要把狭隘的、由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生产需要所确立的二元观察视野，扩展为三元观察视野，添加一个对中间层的观察——先富先贵群体的状况考察，这样，庶几能够走出精神奴役状态。 其实，只要稍微反思一下，就会发现：作为没有既得利益的小右派，为什么与这个任会长的观点保持了一致呢?不是说知音难觅吗，怎么作为官商典范的任会长就成了小右派的知音呢?好在任志强这个人不仅有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自觉，而且还不认为有任何必要与草民虚与委蛇——连最低限度的形象包装和公共关系都不搞，因此，他的言论就成为那种最接近本质的现象，这就使得人们提取真实信息，可以少花很多时间。 有些人说民主是各种有关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恰好相反，民主是高度实践性的政治问题，而且是力量对比与博弈均衡问题，没有底层民众的觉悟和有组织力量参与博弈，真正的民主是不会有的。而民众组织如果借助于一个政党作为依托，那么政党组织者本身就会成为新的中间层，照样会重复封建化命题，这一点恰好也不是设计而是实践经验。下述引文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层干部罗伯特·米歇尔斯依据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写成的书(原于1911年出版)，就算是民主化的多党制内部的科层组织，也一样不能够避免封建化命题的困扰。 “在任何形式的社会生活中，领导(leadership)是一种必要的现象。科学的任务不是研究这种现象的好与坏，或者哪一种占主流。事实上，任何形式的领导体制与民主的最基本要件之间都是不相容的，对这种不相容性的揭示本身就有着巨大的科学价值。”“如果我们先不考虑领袖总是倾向于组织起来并积极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一事实，也暂时不考虑被领导者对领袖心存感激，以及大众在总体上表现出的缺乏活力、消极被动，我们便会得出如下结论：民主政党中之所以会出现寡头统治，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领袖在技术上的不可或缺性。”“要而言之，政治党派的基本社会学规律可以用下面一段话来概括:‘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德)米歇尔斯著 任军锋等译《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0-351页】 封建化命题不仅存在于传统皇权社会，在选举民主制的政党组织一样会被渗透和决定，这恰好是标准的阶级分化及其经验表现的结果：一个人掌握的权力资本或者组织资本越多，他就恰如其实地脱离了原初的社会阶层和地位，哪怕在还没有获得执政地位的党派也同样如此。美国社会学家赖特指出：一个人占有的经济资本、权力(组织)资本和文化(技术)资本的数量，是他身处社会阶层地位的依据。 除了社会分化的规律起作用之外，一个政党总是处在相对于政权的弱势地位上，这个特殊的请若对比态势，也构成了一个机会主义选择：组织存在本身就已经成了目的，而党的宗旨反而成了可以牺牲的手段。德国社会民主党党魁们在面对政权的强势镇压威胁之时，选择的是组织生存和自我保险，牺牲的是党的宗旨和纲领，就这样，组织和领袖一经成立就成了目的本身。米歇尔斯的书，完美地从社会学角度解释了修正主义的起源：为什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党魁那里成了经济主义的决定论，因为党魁是想要与政权对话——你们镇压我是不必要的，社会主义就是开渠道流水一样到时候就会来，结果对工人阶级的积极组织和斗争工作以及觉醒工人阶级的意识，在党魁们那里就自发地消失了。 四 对权力异化的批判，始终要面对中间层的封建化命题，不能够被假设为宏观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方案，这个方案最大的潜在威胁是：在国家/社会、政府/市场的二元观察视野里，会自动地丧失对中间层野蛮扩张的惕戒，最有可能的后果是怀着民主的期盼，最后却是以民主的名义向工业社会中间最野蛮的封建主群体授权。 如果添加了对中间层的考察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永恒存在。难于求解的大问题，如何实现顶层与底层联手去制约中间层，真正的民主只能够在这个问题之后解决。而制约中间层的问题，一经提出，就必然地会涉及到如何提升民众的组织水平和觉悟，使得民众的行为能力与顶层政治设计相互啮合，这中间还要克服代理人异化的“经典阶级难题”——获得了中间层地位之后，就会自发地向先富先贵追求偏移，从而自身就产生一个中间层问题，因此，封建化命题是一个与社会地位相对于的自我复制问题，不是形式民主那种换一拨人就能够解决的。思想和观察到了这个高度之后，就会自发地与毛泽东的权力异化批判视角一致起来。 统治阶级总是要在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中间，经营各种“认同巫术”和“不认同巫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产品的推销策略，生产出最积极的意识形态产品的忠诚消费者——小右派。这种被统治阶级的思想不自由状态，很像是胡风所说的文学表现的战斗任务——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作为非既得利益者群体，需要清醒地意识到主流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并自觉地怀有走出其所散布的认同巫术或者不认同巫术的自觉。 小右派恰当地耦合了主流资本和官场沉船派的两大意识形态生产要点：对毛时代的不认同巫术，以及对美国的认同巫术。所以，陷入深度的精神被统治状态，拒绝自拔，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领域统治阶级，在精神生产领域一样居于统治地位，小右派的状况恰好就是这种精神统治地位的精确体现。一些小右派还是主流意识形态最积极的传播者，这种状况，就是胡风所说的深度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还想要以自己的精神奴役状态去绑架别人。 所以，小右派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接受了统治阶级竭力推荐的观察视野，在这个视野中间没有对于中间层的惕戒甚至缺乏观察中间层异化的位置，在中间层异化被省略的观察视野简化中间，一切问题变成一个制度设计问题。而毛泽东也没有多么高明，不过是把对中间层的惕戒突出出来，追问真民主的路径，这就需要建立起民众行为能力及其对最高权的有效制约，而且，这个行为能力本身就需要超越中间层的当然代理地位，由此，封建化命题的求解，就变成了左翼民主理论的核心逻辑，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从不指望制度设计能够解决什么民主问题，民主只能够与民众的政治行为能力提升，以及这一能力最终能够免于中间层的代理和异化之后，才会出现。 小右派的民主倒是简便易行，不需要面对最困难的中间层封建化趋势，而是直接一人一票就OK了。许多小右喜欢的这种廉价民主制度，还有一些人特意搭配上要反对多数人的暴政——也就是说对底层民众的组织和政治行为能力持有一种敌意，这种民主在最理想的状态之下，也不过是集体的皇权，皇权对老百姓好还是不好，那就只能皇帝自己决定了。因为在选票政治之下，民众作为选战动员对象并不能因此发展出来自下而上的制约能力，无法对当选政客进行有效规制。而选票选举的有效性，在逻辑上也仅仅与执政地位和职业利益有相关性，如果基于执政地位的职业利益远小于权力寻租数量，选票的制约性在逻辑上也将不复存在，例如陈水扁通过金改就获得了惊人的租金回报，职业生涯的少许报酬完全是微不足道的。 在多数情况下，集体的皇权反而可能是最坏的皇权。武汉汽轮发动机厂老总于志安受反腐威胁出走之后，本厂员工的感受是“走了一只虎、上来一群狼”——原先只有一个贪官现实要面临着一群贪官，员工自身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都持续恶化了，没有丝毫改进。1990年代有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说是广东某地农民上访告状说村官贪腐，结果村两委选举之后依然是旧人马当选，有记者去访问当地农民是否存在选举舞弊，农民都回答说：没有舞弊，我们还选他们，他们反正已经捞饱了，要是选了饿狗子上去还坏些。所以，选举本身不足以制约黑恶势力，这样的问题如果司法不愿意介入的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才是有效的挟制手段——举行斗地主那样的批斗会。 而民众的组织力量和自主管理能力提升，在任何时候都是更为重要的民主起点，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对民众自主组织与行动权力的剥夺并归之于公检法之后，由于司法救济的高成本和滞后性，中间层的封建化趋势就获得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在现实之中就很难得到案发现场利益相关者的自主遏制，而公检法又往往不甚称职(还不说贪腐勾结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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