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最初的造反

6月20日，上海纺织工业局党委派工作队进驻国棉十七厂。工作队在全厂职工代表大会上批评张鹤鸣，肯定王洪文贴厂党委大字报的行为。随后，又连续召开各种会议，揭发批判张鹤鸣。[7]但是，这个工作队在国棉十七厂没待多长时间便被撤走，市委又派出一百五十人左右的市委工作队，于7月20日进驻国棉十七厂。

市委为什么要撤走第一个工作队？应该是和刘少奇6月30日对毛泽东的那个建议有关，当时上海其他工厂也有召回之前派驻的四清工作队，再改派文化革命工作队的情况。市委统一组织了一批文化革命工作队，但组织得十分匆忙。以往派工作队，总要先集训几天，学习有关文件和政策，再下工厂农村，这批工作队却连集训和学习都没有来得及，人员一配齐，马上就下工厂，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是其中之一。

工作队的阵容十分强大：队长是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8]另外几个副队长的职务也不低，分别是黄浦区副区长张六吉、杨浦公安分局副局长赵戈，上海丝织一厂党委书记焦凤岭，以及上海市总工会教育部部长余文光。7月20日，新的工作队进厂。第一天就召开全厂八千职工大会，队长施惠珍作报告，据厂里后来整理的文革大事记说：

这个报告不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强调“搜索一切牛鬼蛇神”，要全厂职工“到深山密林中寻老虎”。这个报告对前一阶段王洪文等同志与旧党委斗争的革命行动只字不提，对张鹤鸣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罪行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一句。[9]

市委对工厂如何开展文革心中无数，一切靠队长们自己去摸索，能够借鉴的只有四清模式：先发动群众，待群众揭发后，再决定运动对象。在工作队进厂报告后的十天之内：

全厂共贴出2800多张大字报，属中层以上干部的占14％，而贴群众的却占70％以上。把矛头指向群众。……

到1966年9月底，全厂共排出四类对象114个，其中厂级干部只有1个，而一般干部和工人群众却有98个，其中已整理书面的，也大多是工人群众。在4个月中，全厂150多个车间级以上干部进行批斗的只有4人。[10]

对于王洪文所反对的副厂长张鹤呜，施惠珍在报告中说是“压制大字报的严重事件”，但没有提及前一阶段王洪文他们对张鹤呜的揭发。工作队为什么没有对王洪文他们前一阶段的行为表态？据说他们不知道前面发生过的事情。因为工作队派得非常匆忙，两个工作队之间没有交接，他们进厂前不知道王洪文曾经贴过张鹤鸣的大字报，甚至不知道“王洪文”这个名字。[11]进厂后，才逐渐了解国棉十七厂的情况。工作队认为两个厂长的纠葛是“领导核心争权夺利破坏团结的问题”。[12]对于这第二个工作队，王洪文1980年的交待中说：

工作队由市总工会副主任任队长，一进厂就支持我，正式宣布要我列席党委会。起初，我和他们合作，后来，由于他们和党委观点一致，我又和工作队对立起来。[13]

工作队进厂后，从一些工人和干部的反映中，逐步了解到王洪文的一些动向。但王洪文此时没有公开反对工作队，所以工作队采取的策略是：“不受王洪文影响，不受干扰，你打你的，我干我的，不激化矛盾，用事实最后说话。”[14]工作队进驻后，另一派继续贴张元启大字报，王洪文认为这是受工作队指使。他反对批判张元启，认为他“虽有缺点，但抓阶级斗争是狠的。”[15]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作为民兵连长的王洪文马上与其他负责民兵工作的人商量，想将厂里的民兵也组织成红卫兵。工作队不希望王洪文掌握红卫兵，便想出了个办法：既然红卫兵是学校青少年的组织，那么工厂的红卫兵也应是青年工人的组织。他们将红卫兵年龄规定在30岁以下，这是基干民兵的年龄，上限是30岁。王洪文当时32岁，被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