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最初的造反

在王洪文们赴京期间，厂里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造反派又拉起一支新的战斗队“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简称“永忠”)，许多“誓死”队员也加入了“永忠”；二是厂里保守派工人也以保卫科干事马骥为首，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有五千多人参加，得到工作队支持。[26]国棉十七厂工人已明显分裂成两大派。

10月25日，王洪文一行回上海。回厂第二天正是厂休日，在王洪文提议下，永忠和誓死合并，仍名永忠，王洪文仍被推为负责人，他提出永忠的首要任务，就是赶走工作队。当天深夜，永忠全体出动。第二天清晨，上班的工人们发现厂里到处贴着大标语，尤其工厂大门口和工作队办公室门前，贴着针对工作组的对联，每个字都有乒乓桌的桌面那样大：“焦凤岭哼哼哈哈捧上压下，施惠珍嘻嘻笑笑奸刁储腹。什么东西”；“热泪盼来绊脚石，纸船明烛送瘟神。滚滚滚”；“落水狗祸国殃民，施惠珍罪该万死。一对宝货”。这天夜里，王洪文又指挥永忠查封工作队办公室工作队员的抽屉。11月1日，永忠贴出《工作队十大罪状》大字报，刷出大标语“工作队靠边站！”。11月4日，永忠占领厂广播台……永忠向工作队发起了全面进攻。[27]

王洪文与工作队的分歧，在于究竟谁是文革对象，究竟如何开展文革。王洪文依据的是当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系列社论，尤其是《十六条》公布时，王洪文在厂部食堂高兴地说：“好像中央在直接指我们厂的形势。”[28]在整个造反过程中，王洪文始终努力学习和领会报纸刊登的社论，据徐景贤后来的回忆：

我在和王洪文共事的过程中，多次听他说过：他在造反的过程中，反反复复认真阅读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指示和《红旗》杂志的社论，甚至深夜不寐，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29]

而工作队依据的还是十七年的政治运动模式：运动的主动权要掌握在工作队手里。两套话语体系不断发生冲突，工作队那套话语体系运转得越来越艰辛而且滞后。往往市委的布置或精神，没有几天就和报刊的社论对不上了。到1966年的10月底，全国驱赶工作队更是已成大趋势，主管全市工作队的市委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只得让驻国棉十七厂的工作队检查错误。[30]

国棉十七厂虽可说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发源地，但文革十年中，厂里局势一直没有大乱，应该说与王洪文不无关系，也与这个厂造反派中共产党员较多不无关系。王洪文所在的厂保卫科，共有六名共产党员与王洪文一起造反。这么多党员这么早造反，在上海其他工厂绝无仅有。国棉十七厂保卫科文革中因此被称为“红色堡垒”。[31]和王洪文一起造反的一个党员文革后回忆说：

我们厂党员造反的很多，而且我们也不像其他厂，派性闹得那样厉害，我们厂从没有武斗过。开批判大会，也从来不给批判对象戴高帽子，即使是对张鹤鸣，也只是叫他站着听批判，没有其他侮辱性的措施。后来，干部们绝大多数都解放，担任各级革委会负责人，除了少数有政历问题的干部挂着。张鹤鸣后来要求去一纺机厂，王洪文也答应他，让他担任一纺机厂的厂革会副主任。[32]

后来造反当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对王洪文的评价，认为他虽然造反，但是共产党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他身上还是体现：

王洪文长期以来受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教育，思想上“听毛主席和党的话”的观念较深，组织性，纪律性较强，即使在文革初期受到工作组的压制，给领导贴大字报的时候，他仍想方设法到北京去向中央文革汇报，寻求党的高层领导的支持。上海夺权前夕，他都赶往北京，面见张春桥、姚文元等，目的也是争取中央能够承认自己的行动。[33]

王洪文响应党的号召起来造反，在那样的形势下，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积极投入运动是必然的，也是党一贯的要求和教导。与王洪文对立的保守派，四十年以后说起王洪文，说他“到底是共产党员，比其他的造反派讲策略。”[34]“讲策略”一词，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还有“讲道理”之意。王洪文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但他骨子里并不是个完全藐视权威和规则的人，所以他的造反行为不像有些造反派那样肆无忌惮，总体上都在当时许可的规则内。这是许多共产党员造反派的共同特点，也是以后文革在社会秩序恢复阶段时，许多造反派纷纷被整肃，而王洪文仍被接纳甚至上升的原因。

工作队没有公开组织围攻王洪文，只是不表态，你干你的，我布置我的。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上级的不表态支持，实际就是反对；正如下级的沉默，也被上级看作是反对态度。所以王洪文感觉到压力。实际上，对于王洪文的行动，工作队始终密切注视并上报市委社教办公室，前后共写了一万五千多字材料，还写过一份题为《假左派王洪文大暴露》简报，报市委社教办公室以及工作队的上级领导纺织局工作团。[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