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五”革命前后埃及工人运动的发展及影响

（二）独立工会组织的产生

1957年，纳赛尔建立了埃及总工会，但是埃及总工会一直是埃及政府控制甚至镇压工人和工人运动的工具，而不是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1976年35号法案正式确立了埃及总工会的垄断地位，规定任何不附属于总工会的独立工会都是非法的。

随着埃及工人运动的高涨，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工会活动家开始提出建立独立工会的思想，并得到了一些进步人士的支持。工会与工人服务中心总干事阿巴斯、工会活动家巴拉卡特、劳工律师哈立德•阿里、社会主义人民联盟领导人阿卜杜勒•加法尔以及埃及共产党下属的劳工组织、工人变革协会等进步人士和团体在工人中间做了一定的工作，试图协助工人建立自己的组织。

埃及工人罢工示威

2006年，在大迈哈莱市（Mahallaal-Kubra）埃及纺织厂工人的罢工斗争中，14,000名工人联名上书，要求解散对工人集体行动持反对态度的官方工会，这是埃及工人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工会的主张。2007年，3,000名房地产税务工人在财政部门前举行了一场持续十二天的静坐，工人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财政部答应将税务工人的工资提高325%。罢工胜利后，卡迈勒(Kamal)和其他工人领袖在当时领导罢工的罢工委员会的基础上，于2008年12月建立了一个独立工会——房地产税务工人独立工会（RETA）。这是埃及工人运动历史上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标志着埃及工人运动已经由自发走向了自觉。2009年4月政府确认了其合法地位。RETA成立后，埃及总工会和安全机构视之为眼中钉，逮捕了工会领导人卡迈勒，并且在房地产税务部门成立了一个隶属于总工会的工会，与独立工会进行竞争。尽管面临种种困难和打压，工人和工会领导人仍然坚持斗争并取得了巨大胜利。在工人的压力下，法院最终判决卡迈勒无罪释放。在整个房地产税务部门48,000名工人中，有41,000名工人加入了RETA。房地产税务工人独立工会的成立及其取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其他行业的工人，推动了其他三个独立工会的产生。

（三）穆巴拉克统治末期工人运动的特点

首先，波兰尼式的抗争与马克思式的抗争并存，后者所占比重逐渐增加。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是指劳工对全球化的市场的反冲式抵制，尤其是指那些正因全球经济转变而被消解的工人阶级和那些曾经从已经建立起来但正在被从上而下抛弃的社会契约中获益的工人们所进行的反冲式斗争。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为许多国有企业工人提供了生活保障，建立了一种“去商品化”的社会契约。但是这种契约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上台后被逐步瓦解，私有化浪潮使国企工人丧失生存保障，引起了工人的不满和斗争，这种斗争属于为了恢复以往的生活保障的反冲式斗争，因而是一种波兰尼式的斗争。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是指作为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无意识后果而被不断塑造和加强的新兴工人阶级的斗争。私营企业、临时工争取提高工资和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的斗争属于马克思式的抗争。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集体行动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的工人中，他们寻求重新获得阿拉伯社会主义之下的各种保障。但是从2004年开始，私营企业工人的集体行动开始逐渐增多。2009年，只有37%的集体行动是由私营企业工人发动的，而到2010年这个比率达到了46%。

其次，工人斗争以自发斗争为主。这一时期有两个比较著名的劳工非政府组织（NGOS），分别是工会和工人服务中心（CTUWS）和工会及工人权利自由协调委员会（CCTUWRL），但是这两个机构在工人的集体行动中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左派政党和纳赛尔主义者虽然一直在工人中间做组织与宣传工作，但是他们对工人运动的影响相对有限，在工人的集体行动中发挥的作用也很小。

再次，工人斗争一直局限于工联主义的范围内，只有很少一部分工人提出了政治要求。在工人运动大规模爆发的同时，埃及也产生了一些反对穆巴拉克政权的政治运动，比如由中产阶级、法官、自由派组成的“凯法雅”运动。受这些政治运动影响，工人运动也遭到了过度政治化的解读。但实际上，工人与这些政治运动之间的联系非常小，大部分工人只提出了一些代表特定工厂工人利益的经济要求，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待遇等，并没有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和目标。而且在穆巴拉克的高压政治之下，工人运动一直处在分散状态，没有建立跨厂和跨地区的联系。

总之，尽管工人运动没有像中产阶级民主运动(如凯法雅)那样得到众多的关注，但工人是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反抗穆巴拉克政权的社会运动的最大组成部分。这些集体行动将工人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削弱了穆巴拉克政权的统治基础，是“一•二五”革命得以爆发并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一时期工人运动也有很明显的弱点：工人的斗争一直局限在工联主义的范围，没有建立自己的全国性组织，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纲领，也没有资金和国际支持。这些弱点导致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工人没有能力获得全国性的政治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