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包办替代传统对托洛茨基主义与国际共运历史的误读

四、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

何宇先生的文章强调了“专政”跟“民主”的对立，然而，何宇先生恰恰忘记了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无产阶级民主。

何宇强调了资产阶级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和他们拼死抵抗工人政权的决心。这点，我觉得没问题，不应该对旧的资产阶级抱有任何幻想。然而，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认为“专政”只是通往社会主义的短暂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这种“专政”的基础依靠的是全体武装的人民，而且，在这里，国家机器被认为是有限存在的东西，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普及教育文化、让从前没有资格参与社会管理事务的群众“搞政治”，废除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直至最后在国际革命胜利基础上废除国家。马克思曾说过“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结构所制约的文化水平”，当何宇把革命时代的平行政权的“紧急状态”当作无产阶级政权的“道德律”的时候，他在前提和结论上都错了。

无产阶级民主对于一个“过渡社会”（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绝非无关紧要的。价值和形式不是脱离的。计划经济既然立志于消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需要全体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公开讨论解决“信息不对称”、“信息失灵”等问题。制订计划的基本因素由经济生活的各种矛盾运动所决定，而政治是经济生活的集中。为了对计划里错误决定进行纠偏、管理实际劳动过程和避免在一部分依然发挥作用的市场里的投机和私人资本积累，又急需要工人监督与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机制。基于此，民主形式对于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公有制社会是绝对关键的。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启蒙思想传统的继承者，他们批判了资产阶级拿本阶级特殊性遮蔽其他阶级利益的伪善普遍性，要求通过社会革命，把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而且包括资产阶级从资本的统治法则下解放出来。非本真的“资产阶级民主”没有被简单消灭，它作为一个环节被扬弃，被包含在本真的“无产阶级民主”里。

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固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统一是有机的统一，是建立在对现象多元承认基础上的差异同一。自身包含自身及其差异，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设想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或自为阶级的形成不是步调一致的，为了协调这种同一—对立—统一—矛盾的情况，这就需要承认无产阶级有组织不同政党的权利。如果把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利益统一和革命性看作一种僵硬而静止的绝对物，这是一种色彩单调的“形式主义”和“无差别的同一性”，它只有形式逻辑“A就等于A”，然而他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觉悟无产者的革命之路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他会选择不同的党派，直到最后来到革命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里。以一种预先设定结果的标准来判断实际斗争里的情况，是一种空洞的说法。如同黑格尔所嘲讽的“它宣称它的绝对者是一个黑夜，在其中，就像人们惯常说的那样，所有母牛都是黑的。这样一种知识是缺乏认识的幼稚表现”[14]。

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内容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即通过全体劳动者能够予以控制的机构介入社会生活。何宇先生对立“专政与民主”的简单思维很可笑，况且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劳动者在经济和文化上享有的权利都比资产阶级社会要多，政治上却要限制群众权利，让一个党控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实在是令人费解的。无产阶级再推翻资本主义的过程里，必然会因为策略、战略以及理论问题发生分歧，即使承认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并保卫无产阶级的整体历史利益，但剥夺其他工人群众组织政党的权利，也就在客观中限制了群众走向觉悟的道路。事实上，无产阶级内部的分层化以及思想意识发展的多元性在现象上是确实存在的，不同性别、种族、文化背景、生活体验、宗教习惯以及对改良和革命路线的认可程度,会带来现实里无产阶级意识发展的纷繁复杂，矛盾根植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具有总体视野的阶级先锋队尝试通过把阶级意识赋予给群众促进群众自我解放，并作为一种中介，在国家日益消亡的过程里扬弃自身。所以，无论是革命前还是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先锋队只能通过参与群众运动（工人运动、女权运动、酷儿运动、民主运动）和工人代表大会并以纲领影响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而非将党凌驾于群众斗争之上并要求工人代议机构预先服从某个党的想法。

何宇先生说到了“同资产阶级因素作斗争”，脱离具体社会历史发展得出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低级的“变戏法”。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后，什么是“资产阶级因素”，也许何宇和其他官僚社会主义思想的赞成者会说是“内外资产阶级的反扑”或“群众落后心理作祟”：对于前者，不承认“不断革命论”和“社会主义无法在孤立民族国家内建立起来”的官僚专断分子是决计无力解决这个难题的；对于后者，由于何宇为“一党制“和“职业官僚”辩护，如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在虚假意识形态作用下被告知自己是社会主人的群众却一再被官老爷们板起脸来教育，而他们却始终不能通过试错来真正管理这个社会，最终，这种限制“下水游泳”的做法只会让群众对政治生活冷淡，然后官僚专断的徒子徒孙们把结果当作了原因，“哎哟喂，你看啊，工人本来就不行，他们辜负了xx主席的一片良苦用心”。不过，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告诉今天真诚的共产主义青年和起来斗争的觉悟无产者，历史上的共产党执政国家——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所以拒斥“工人民主”纲领，不是因为“怕群众犯错误”，而是因为自身的物质特权，这些“革命官爷”们寄生于国有财产上，消耗了大量的剩余产品，而群众的消费需求被抑制，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最终在尝试引入市场机制解决问题的过程里重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毫无疑问，在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劳动分工依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依然发挥作用，那么，旧的意识形态的余烬依然不可能完全消散，然而，与之作斗争绝不可能依靠什么官僚式的政治运动或“批斗”，只有劳动者对国家政治权力实施真正政治的控制，才能阻止说客观的经济障碍（依然需要价值规律起作用、依然需要社会分工、依然需要国家机器存在）成为造成物质特权的根源。反之，按照“包办替代”对思路，脱离劳动群众监督的国家机构由于掌握了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权利，最终成为吞噬无产阶级的一个异质的社会集团。

基于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需要创造出让从前阶级社会里“无资格”搞政治群众搞政治的权利，这就需要保障群众进行思想交流和宣传的权利，保障他们组织不同社团的权利（只要这些社团不诉诸武装颠覆工人政府）。

说了无产阶级组织不同政党的权利，我们再来说说先锋队里的“派别自由”吧。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学说当作一种封闭的体系，无产阶级解放需要社会主义纲领作为工具，不同的纲领因为思想者本身的认识论不一样，会产生各种歧见，但这种歧见的解决不是靠某个领导机构的立法，而是靠历史事件的发展。何宇把“消灭派别”作为努力方向，其实即使托洛茨基也没有否认过派别存在的某些摩擦力，“什么是派别（faction）？就是由党内的一批思想最为接近的人自愿组成的临时性的、没有具体规定的集团，它的目标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全党相信它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使是在最成熟、最和睦的政党内部，也会由于自己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新的阶层、突然出现的新问题、形势的急剧转折、领导层的错误等原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派别。从铁板一块的观点来看，派别斗争是一件“坏事”；但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坏事，而且，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它的危害都远远小于禁止一切派别而造成的危害。当然，在缺乏足够的原则基础的情况下，由于政治上的不成熟、个人的野心、企图升官发财等原因而尝试建立派别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这种情况在年轻的政党内部特别常见。在所有此类事例中，党的领导层的任务就是要揭露（但不能动用警察手段）这些人的野心的空洞性，让他们在全党面前名声扫地。只有这样做，才能培养出对党的深切忠诚，这样一来，无论发生多么激烈的短暂争执，都不会动摇党的团结。派别的存在，天生就会造成摩擦，会消耗人们的精力，但这就是民主制度必须付出的代价。一个能干的、有威信的领导层，会尽量把派别摩擦减小到最低限度。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一个经受了集体经验的考验的正确政策；要用诚挚的态度去对待反对派；要逐渐加强领导层的威信；但是，禁止一切派别，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反而会使斗争染上虚伪的和有害的性质。禁止派别就等于取消了党内民主，并向建立极权统治迈出了第一步”[15]。列宁是系统阐释先锋党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早期跟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的冲突，即使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围绕着是否参加杜马选举、怎么看待无产阶级文化，一战前的党就分歧重重。四月革命后，持“阶段革命论”立场的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主张“批判性支持临时政府”，列宁经过组织起一个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战斗性工人为主的派别争取了党内的多数。十月革命以后，围绕着布列斯特条约签订、经济建设、军事问题、工会问题，党内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各自以纲领争取对先锋队的政治影响。俄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禁止了党内派别，现在看来这个决议弊大于利，它为之后官僚层压制反对意见埋下了伏笔。即使如此，彻底变成植物人前的列宁也向托洛茨基提议，为新的党内派别出现而努力。可惜的是，何宇先生不曾从盛年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里学到哪怕一丁点东西，他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尸体上把那种腐臭的分泌物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如果你不说这个东西好闻，那就是非无产阶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