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托派《进退维谷的阐释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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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从“盛年布尔什维克党”的经历中看到了什么？他只看到“冲突”、“分歧重重”、“少数和多数”、“不同派别”、“争夺影响”、“为出现新派别而努力”……而对于这是什么和什么的冲突、什么和什么的分歧、谁的少数谁的多数、谁的派别、谁的影响等等，却只字不提。

哈，“都是”派别，“都是”分歧。所以A是派别，B是派别，C是派别，结论就是，A=B=C，都是一个东西。原来这就是托派推崇的“辩证逻辑”？原来这就不是著名的“A=A”了？

布尔什维克的盛年时期充满了派别、充满了分歧。

所以，托洛茨基由此得出结论，党“应该”承认派别，承认派别自由，承认派别权利，承认多种派别相互斗争，“自由”斗争。

而我们得出结论，党应该唯物主义的处理派别，同时坚决同落后派别、错误派别做斗争，坚决捍卫党的统一和党的路线，坚决使党担负起自己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托派看来，党的“历史使命”在于承认派别、放派别自由；而在我们看来，党的“历史使命”在于捍卫党性、坚决克服派别、坚决同派别现象作斗争。

托派看到斗完一个派别，又出现新的派别，可见派别现象必然产生，结论是要承认派别自由、甚至自由派别。

我们看到斗完一个派别，又出现新的派别，可见派别斗争还会持续下去，结论是出现派别，还要不断的把它斗下去，直至最终消灭阶级、消除一切派别。

从列宁主义身上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不仅没学到任何东西，而且还肆意修改和歪曲，结果不仅等于零，而且还是一个负数，是极其有害的反面影响。而托派却说何宇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五、文化问题

行文至今，该说的都说完了，继续批注下去也没意思。托的手法，搬出一套谁都承认的抽象道理，让大家产生“说得不错”的印象，然后下一句就开始夹带私货，却不提事情本身是如何提出的，解决的要点在哪里。当然，如果我听到回应，说什么“何宇黔驴技穷，不敢写下去了，驳不动了”，那么，我就准备提笔再战。

只有斯和毛的部分，我懒得多说什么，全部承认下来吧。这不是“事实问题”，想罗列丑恶和罪行的地方，简直太多了。我们和托派的区别在于。他是旁者自清，一副山人自有妙计，其他人都是官僚主义的罪魁祸首。而我们承认一切错误，同时仍然坚持同志态度和同志立场。所以，托要攻击，就让他攻击去吧。根本问题是：（1）不断革命论、世界革命论；（2）无产阶级专政和自由民主；（3）党的组织和党的纪律。

结束。

何宇先生提出“在文化思想领域对资产阶级因素进行全面专政”，如同我之前指出的，这样的专政的尺度在官僚专断之下，不过是可笑的“变戏法”。

一贯重视上层建筑领域斗争的列宁，从来就没有否认过文化斗争的必要性，他持有着战斗唯物主义的立场，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就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等小册子反对那种经验主义、神秘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立场的世界观。然而，列宁从来没有认为斗争的解决需要靠行政命令。革命之后，在旧俄罗斯落后的废墟上，新的工农政府花费了很多精力普及文化，这类文化在官僚专断分子看来都是“封资修”的，无产阶级的小孩革命前还在垃圾堆里玩耍，革命后在大剧院里欣赏莫扎特的《安魂曲》。列宁、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同志很清楚，在经济、文化上处于劣势的无产阶级要真正能成为社会的主人，必须着手学习（“下水游泳”），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化”对于俄国工人来说不是过剩而是匮乏，他反对轻率地谈论“无产阶级文化”的做法。在他死前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里，他曾说“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16]，旧的剥削阶级靠让奴隶们愚昧、短视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新的工人政府应该创造条件让无产阶级学习从前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而这些文明成果——从文学到音乐、绘画，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不是由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的精英们创造的。

至于托氏的文学观点，推荐有兴趣的读者阅读他的《文学与革命》，加以了解，中文世界的很多作家包括鲁迅先生深受托洛茨基文艺理论影响，于闵梅老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普及了托洛茨基的文艺观[17]。托洛茨基看到了文艺创作相对政治活动保持独立性的必要，他高度评价当时西方现代文艺创作的尝试，并帮助布勒东与里维拉起草了《超现实主义宣言》，但他意识到，现代艺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的反抗是无力的。然而，在俄国，饱受帝制时代愚昧和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断双重影响，需要给艺术创作以生命力，避免希腊艺术在中世纪的毁灭。这种尊重文艺工作者自主性的自由，不是资产阶级所鼓吹的抽象的个体特殊性的自由，现代艺术如同一切上层建筑的衍生物必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会受到其象征法则的约束，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来的无阶级社会才能带来一种艺术上自由创作的可能。然而，这种新艺术的可能性绝非靠厚颜无耻的党官僚用行政命令或整风运动能激发的。

反智主义的做法和把文艺作品按照官僚命令的驱动做成样板，固然其中的确有若干控诉旧的剥削秩序的元素，然而其中散发的宫廷文人的奴颜卑膝与歌功颂德的气息，纵使有再精妙的艺术表现形式，其内容上也是无足轻重的行尸走肉了。

另外，反对“封资修”文化产品的同时，少数高层干部却可以有“内部参考”、“内部放映”，不仅享有经济上的特权，还有文化上的特权。不知道何宇先生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是不是说那些先锋队里的“领袖”们对资产阶级因素的抵抗力会更强一点，群众必须要有一个“父亲”的角色对他进行监护——避免误入歧途。如果是这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有必要揭露这种在文化上“双重标准”的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