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托派《进退维谷的阐释学》（下）

六、斯大林问题与毛泽东问题

何宇先生说托派在斯大林问题和毛泽东问题上同他们存在巨大分歧，但限于篇幅，他一笔带过。何宇先生很狡猾，他通过强调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来制造出所谓“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他不提斯大林和毛泽东思想以及实践，因为一旦认真讨论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败坏国际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真相就不得不放在进步青年面前进行讨论。

胜利的俄国革命，在列宁还健在的时候，从来不曾把自己的范围局限在民族国家内，因为列宁和他的同志们知道最先掌握政权的俄国无产阶级要保证那种新潮流不被逆转，必须积极积极帮助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内战中大量觉悟工人的死亡与欧洲革命的退潮，配合着列宁、托洛茨基等党的领袖不妥当的做法（“禁止党内派别”），为一个高居于无产阶级之上扮演“社会宪兵”角色的官僚阶层出现——打下了基础，篡权官僚阶层依附在国有财产上，控制着社会产品的分配权，他们找到了斯大林，希望借助后者的威望，以虚假的“革命意识形态”进行统治。当时在党内出现了托洛茨基等人组织的“左翼反对派”，他们提出了以下一些政纲：改变在国际层面同改良主义者、落后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无原则的阶级合作战术，为推动新的国际革命浪潮努力；加速俄国工业化，改善工人待遇；逐步在自愿基础上实施农业集体化，对富农征收高额累进税，防止私人积累货币；重建工人代表大会（苏维埃）的民主。官僚层镇压了党内的反对意见，并放逐了托洛茨基。1923年，共产国际对德国革命发生了预判上的错误，之后是一系列革命的危机———英国煤矿工人总罢工、中国革命，斯大林和其他苏联官僚要求中国和英国工人服从国民党和工党的领导。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斯大林们又转向了极左的“第三时期”路线——拒绝在反法西斯斗争里同社会改良派影响的无产阶级合作、要求中国的农民游击队攻打大城市，法西斯在德国上台后，共产国际在西欧最大的支部——德国共产党不战而降。“第三时期路线”的溃败也迫使托洛茨基开始着手为成立新的国际革命指挥部做准备。当然，之后斯大林还有更无耻的表现：共产国际的法国支部在法国总罢工里扮演了可耻的“资产阶级警察”的角色；西班牙支部在莫斯科指示下以“先反对弗朗哥与法西斯，再进行社会革命”的名义镇压了当地工人占领工厂、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并为弗朗哥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苏联国内”，斯大林领导下的官僚层发动了“大清洗”，通过残暴的反革命犯罪行动，杀害了大量的革命者（包括已经跟官僚层妥协的革命者），一些官僚层内部的干部和旧统治阶级成员也受到波及，在西欧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威胁下，大量外国共产党干部被消灭，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连一棵独苗都没留下；后来，为了同德国达成“互不侵犯协定”，斯大林把几十名德国和奥地利流亡的共产党人递交给纳粹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讨好英美帝国主义，斯大林主动解散共产国际，最后羞辱了列宁和他同志们建立起来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指挥部；二战后，斯大林又同丘吉尔达成共识，允许后者在希腊自由行动，镇压希腊革命，当地的斯大林派一度配合向资产阶级缴枪，后来因为无法控制住群众反抗，被迫领导革命，但为时已晚。总体来看，在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的时代，国际阶级斗争只是苏联外交部同各国老板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已。

毛泽东作为斯大林的学生，跟斯大林略有差异。在二十年代末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毛采取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武装斗争”的策略，这一策略在十月革命历史大背景下对于落后国家革命斗争的意义，在当时可以说是被低估了。然而，在理论上，毛泽东依然沿着斯大林的“阶段革命论”路径进行叙述，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幻想中国无产阶级跟中国资产阶级和平相处，把社会革命的路径安放在遥远的未来。即使在后来五十年代革命胜利后，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而毛也通过实践推翻了自己错误的理论之后，为了营造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第五位伟大导师的形象，毛的小册子和文章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还是翻译成多国文字，输出机会主义理论到外国革命运动里害人不浅——苦头吃得最深的是印尼共产党，按照毛主席联合苏加诺的设想，印尼的群众运动也成了中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筹码，最终，苏哈托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打得印尼工农至今没有恢复过来。而其他做法，如在党内大搞专断做法和个人独裁，毛泽东对自己的导师是“有一学一”，其类似“精神治疗”一般的“向党交心”的做法比斯大林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把革命者变成了党机关驯服的螺丝钉，美其名曰“改造思想”，复辟之后，毛的学生又把责任推给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然而，事实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之类的小册子在“文化大革命”前大量印刷发行是得到毛泽东首肯的。

至于毛派津津乐道的“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自我组织的权利，毛老人家都不答应，毛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哪怕是放松“官僚阶层”的领导作用，也不允许有独立于官僚党以外的群众组织存在，甚至“罢工自由”也是他快去世前才被承认而且很快被取消了，即使在“文革”的政治地图里，不满的群众的反抗也要预先得到牧羊人（毛及其政治伙伴或中共内部正确路线代表）的同意：临时工造反组织被取缔，众多试图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解释毛语录的“地下左翼”或被下狱或被处决，“解放军”武力血腥镇压起来反抗官僚层的不满群众。“十年”文革实践里，毛泽东主义的经济实践的拍脑袋做法对群众生活影响很大：毛时代中国重工业增长速度确实很快，但起点过高的计划指标下放到地区、部门又被重重加码，给一线职工造成极大压力，以至于要靠加班加点和“革命传统教育”让老工人们少说多干，动不动提“追赶美苏”的拍脑决策也时有发生，为了“抗美援越”进行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对促进内地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然而，固定资产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下，浪费严重。片面侧重重工业是以牺牲人民群众正常消费为代价的，“从1967年到1970年，'重大轻小'、'先全民后集体'的经济管理思想再次抬头，认为日用工业品生产的产量和品种可多可少，修理服务可有可无，电力和原材料分配与运输安排可挤可让，计划调节没有保证，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上述二轻工业管理机构被撤并，日用工业品生产失去统一指挥；划归其他工业部门的原二轻系统的企业，或长时间的'停产闹革命'。结果是二轻集体工业总产值增加：由1966年的134.1亿元，增加到1970年202.1亿元，（按1957年的不变价格计算），而日用工业品产值却下降”[18]，也就是说，在轻工业总产值没有下降情况下，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生产减少。“1976年比1966年，人均占有的布、糖分别下降4.29%和22%”[19]，至于毛派热衷说“文革”社会依然在进步，但其实“1966-1970年，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由1963-1965年的25.9%降到4%。1971-1975年，工业劳动生产率不仅没有增长，反而降低1.20%”[20]，鉴于“文革”不属于历史上典型的革命与战争的年代，毛泽东及其同道只是重整了官僚秩序，经济数据的如此糟糕的表现只能解释为“唯意志论”和不顾人民福祉的“瞎折腾”。在农村，甚至七十年代还有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业区域，以至于今天一些毛分子试图向年纪大的移民工人解释官僚社会主义好的时候，大部分老工人是呵呵一笑的；在城市里，虽然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增加66.4%，然而，“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下降4.9，平均实际工资下降6.6%”[21]，联系到“文革”里毛泽东及其学生张春桥等人对工人要求有尊严的报酬的“反经济主义”的粗暴镇压，官僚层又一次通过勒紧群众裤腰带加速了工业的发展，并缓解了因为帝国主义和苏联阵营的封锁带来的经济困难，而且由于工业发展比例失调，上海等大城市消费品短缺现象明显，官僚层又片面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继续让任劳任怨的工人阶级老黄牛们出力；关系到群众健康的医疗卫生机构，“1971年全国卫生机构数为13.14万个，比1966年减少了36.4%。1972年逐年增加，到1976年，全国卫生机构数为15.8万个，仍比1966年低23.5%”[22]，同期，官爷们的医疗条件未受太大影响，毛派们喜欢强调主席对党内斗争失意者如刘少奇等人的宽容——比如刘临死前依然有专家组成的医疗组替其看病，由此可见，这样的医疗水平下降波及的只是普通工农；文化领域，群众合理的文化需求受到压抑，“封资修”标签漫天飞。毛把所谓官僚阶层的实践简约为旧意识形态的残留，似乎不取消官僚层的物质特权，只要改造好思想，革命官爷就可以继续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它制造出来的虚假的“革命意识形态”只是成为逼迫工人干得多、拿得少的驱动口号，新中国前三十年“勒紧裤腰带”的实践为后来中国资本主义崛起打下了扎实的工业化基础。十年“文革”不仅不是毛派思想所声称的那样是“工人民主”实践，而且重组的官僚层从理论到实践上更加仇视群众自下而上的抗争，更加快抛弃中国革命里残留的进步的反抗传统的步伐，被毛派咒骂的“改革开放设计师”也是在七十年代被毛安排出来主持工作的，同期各种在“清理阶级队伍”里被打倒的造反派骨干已把牢底坐穿。毛之后的资本主义复辟看似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其实这是依附在国有财产上的官僚层面临内外压力下重新构建自身并为在国际剥削秩序里找到位置的必然行动，当然，这并不妨碍官僚社会主义的信徒们一边拿“前三十年好后三十年不好”忽悠起来斗争的群众和进步青年，一边抱怨工人没有保卫工厂、农民没有保卫公社——低觉悟的群众辜负了伟大领袖的苦心。

当然，每一次提起问题，官僚专断的门徒们总是说“不要背历史包袱”。没错！在革命斗争里，不该持宗派主义立场。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提醒同路人，可能斯毛派里是有真诚的革命者，然而作为一种“反资本主义”思想，斯大林主义及其中国变种毛泽东主义是毫无出路的。至于，把“革命”当作搞“政治”，想着问别人收门票的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掮客，我是不吝于跟他们斗争到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