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要指望理论解决现实中间的一切问题，那样的理论要等到现实成熟之后很久，才可能产生。毛泽东1964年有一个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说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是因为要进行阶级斗争，才去找哲学的。因为要进行全局性的斗争，经验眼光已经远远不够，需要一个帮助把握全局的认识工具，还需要通过这个工具去培养大批干部。

　　今天很多人讨论理论的时候，把这个顺序颠覆过来了，似乎学了好理论，就一切搞定了。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资本决定论”思想，有一种合用的文化资本足以改变现实世界，好世界是从好理论派生出来的。尤其是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左翼人士，很有些人喜欢搞新制度设计，共运史上也是空想社会主义早于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左翼内部的口水战很难消停，原因也在此处，有些人就是相信：把理论搞纯粹然后通过某种方式一落实，就OK了，其实，对于现实而言，怎么找到某种方式还能够有落实的可能性才是最重要的，马克思本人也应该是这个看法，他认为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核心问题就是力量对比。而创造新世界的力量在开始阶段肯定是弱小的，还不足以与强大的统治阶级抗衡，这就需要在持久战中间实现由弱变强，这是核心问题和理论的第一任务。要把研究新情况，与学习理论的关系，重新摆一下才好，经常有意识地对照一下这个自觉的意识，可能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争执。

　　制度设计其实就是理论的输出，甚至可以称之为理论或者原则的活学活用。空想社会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正面意义，问题在于：设计完了之后找不到现实中间的实施者，为简便计，只能够托付或者期待统治者来发善心了。所以，设计或者纯理论想象的问题，在于忽视了如何通过理论工作区聚集一股足以建设新世界的力量，这股力量还必须强大到足以抵消甚至超过现实统治秩序的维护力量，然后才会有新事物和新世界的。所以，毛泽东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道理是造反有理，同时还是阶级斗争。由于社会主义实践被颠覆，很多左翼从总结经验出发，要是这个那个错误不犯就好了，其实，创造新世界的力量永远是从学徒工水准出发的，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这个“清流自诩”的总结模式，其实是一种较为隐晦的取消主义：除非你已经学会了游泳否则千万别下水。真正的总结经验是要从如何提升学徒工的实际可能出发，而不是试图现在理论中间把现实尚未遭遇到的问题，都设想到并事先给出答案，这其实不太可能实现。

　　从聚集新世界的创造力量出发的理论追求，才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所以，在毛泽东那里调查研究永远具有比教条主义的优先性。

　　在社会实践中间出现的问题和偏差，主要通过组织建设消除机会主义行为来解决，就过去的经验而言，多数问题和偏差其实不是因为认识不足导致的实践错失，而是现实的利益和权力的不当竞争引发的，这个无法通过认识提高去消弭，只能够在组织实践中间扶正祛邪来解决，要通过建设“战斗堡垒”去跟各种机会主义取向斗争。这个方面的问题马克思基本上很少触及到，而且也无法事先就在外部设计出解决方案，最终只能够在组织内部去克服，正如文革的派性不可能在文革小组或者毛泽东的指示下得到克服一样，需要在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具体场域内部就有“战斗堡垒”的力量去克服之。要认识到这一点，在组织内部的有效“战斗堡垒”产生之前，群众的有组织力量受到机会主义策略的裹挟，是难于避免的，而且这个不是理论和认识问题，而是组织建设的任务。

　　归纳一下，理论是在其掌握群众的过程中间，与实践进行相互定义的互动中间得到确定和展开的。也就是说，今天的理论建设与争取群众觉悟的目标是一致的，理论的任务最终要创造出一股足以建设新世界的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当然主要是存在于被统治阶级群体中间(不排除个别统治阶级成员会觉悟)，所以，理论的重点首先是现实社会中间人们的生存体验和他们看待自身体验的方式，要对这两个方面产生引导作用，才能够完成理论的实践任务——帮助形成共识与合力。确立了理论的首要任务，由此也决定了理论面向和采取的方式方法问题——群众的生存体验及其理解体验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而且，揭示剥削和压迫的老理论，原本就是我们历史记忆的一部分，肯定是需要的，但不应该局限于此，投入特别多的时间去进行再宣传，相比较而言，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应该投入寻找激活民众生存体验的理论方法上。连美国和法国这样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都产生了99%对1%的想象力，问题现在反而空前集中于：如何找到有效的方式集结起创造新世界的力量，并且在合理的场域开展有效的斗争。民众都知道自己在吃苦，我们今天仅仅说清楚“苦从哪里来”是不够的，而是要进一步说清楚“怎么样才能够不吃苦”，在这条路上有什么障碍?怎么样去清除障碍?现代社会很难建立起根据地进行非法的武装反抗了，现实的表达空间又在形成过程中间，怎么利用新的表达空间联系民众并提升觉悟，然后形成有组织的批判力量，这是最需要关注的。

　　葛兰西说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夺战是很重要的，打赢了这一场阵地战之后，就能够看清楚对手的壕堑和工事。现在的情况是，右派打赢了阵地战，现在已经走到了要“拆庙赶和尚”的“壕堑战”阶段了，所以，方方的小说《软埋》就出来了，这是一个进入壕堑战阶段的信号——彻底颠覆共产党革命和历史的一切合法性。

　　所以，要承认毛主席的矛盾论，现在统治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规定了斗争的性质和方式。方方他们的强大就在于打赢了阵地战(当然可以说是官权力扶持的，这个没有疑问)，问题是他们打赢了之后很多事情就变成了一个不可逆的趋势，记得2007年在上海时正好顾雏军被抓，与朋友讨论这一问题时，朋友认为这个人可抓可不抓，如果类似的人都要抓的话，国企改制的全部结果都要翻过了才行，但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不可逆在于：人家已经建立起牢固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此笼罩之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都有了确定的标准，官权力只能够个别地打击个人，但是改变不了大方向。有些左翼在这方面很幼稚，以为只要某某领导人有决心，就能够做成什么事情，这是幻想，即便是毛主席今天活着，也无法用一己之力颠覆业已形成的强大统治阶级，更何况这个阶级的权力、财富和话语权都隐藏在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盔甲之后。左翼网友经常有人争论这样的问题，依据某个什么样的事实，可以识别出某个高官怎么样，这都是幼稚病的体现。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对于左翼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前，就开展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设工作，会比较健康。真的共产党得胜上台了，投机分子比谁都左，跳得比谁都高，1970年代末期吴敬琏就比张春桥和姚文元更左，吴敬琏说存款利息是剥削应该取消，张和姚倒是没有这么说。今天左翼还处在草野之中，开展理论建设和斗争的工作，没有多少权力和利益的纠葛，会更好一点。还有，今天的中国毕竟是经历过革命和毛时代的实践，很多亲历者还带着记忆活着(这部分记忆还部分地向下流传了)，这一段历史的经验需要好好总结，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用新理论去激活这一部分记忆及其流传，是左翼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可盘活资产”。

　　从夺取革命史和国史的解释权入手，然后吸取最有利于激活人们生存体验的中层理论资源，创造出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这个成功的可能性，在中国是最大的。这个与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在顺序上可能是相反的，在毛主席革命时代，是先着手组织建党，然后等条件成熟时期转入思想建党(最典型的是延安整风)。今天没有那样的条件，需要把顺序倒过来，先进行思想建党，然后才有可能转入组织工作(例如党禁开放，按照目前的趋势很有可能出现)。如果，没有新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基础，在别人的权力、金钱和媒体优势之下，肯定什么都不会有，不妥协的结果肯定要转入零散反抗和少数人的恐怖活动，就像是俄国早期的状况一样。

　　老田曾经批评过“不到延安就整风”的急躁情绪，实际上，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延安可能永远都不会到达，而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进步却是可以期待的，到了某个阶段之后需要进行相互之间的砥砺和琢磨，在学习网络中间相互取长补短以期快速进步。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左翼思想目前处于“前范式”或者“无范式”阶段，对话和批评多是浅度阅读和浅度批评，这样的批评意见实际上无从回答——因为要回答你必须每一次都把自己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理路，全部交代一遍。而深度阅读和深度批评，意味着你深入作者自己的理路和分析逻辑内部提出意见，这样的批评比较容易回答，这样的批评能够促进相互之间的学习和提高。目前，在左翼网友的争论中间，很少见到深度批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共同的范式约束，每个人的思考模式和路径大相径庭，思想碰撞都属于外部碰撞和浅度批评，导致意气之争多过学术和思想争论。

　　而要形成左翼思想从前范式到范式的进步，需要尊重历史(从经验上升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提升社会成员觉悟的面向)，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学习和思想展开，到了一定阶段之后，肯定会逐步地出现思想收敛——如何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方面有了更多的一致性，这个时期的学术争论比较能够有效率地展开，这也许是思想上接近到达延安的时期了。应该说，中国的左翼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中国经历过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和文革，这对打赢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战役有很大的帮助，问题反而是，在较容易突破的薄弱环节上左翼投入的力量很小，大多数左翼集中于对手很强大的设防工事对面强攻。关于马列的正确理论展开，老田很同意很多网友的意见，主流是有意地颠覆和造假，理论上和逻辑上都容易驳倒，这个判断没有问题；问题反而是：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跟主流媒体每日每时的海量发布进行面对面的争论，这合适吗?能不能先预测一下最终效果怎么样再决定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难道不能够选择“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重新在别处开辟出理论战场，找一个让他们的强势和优势大大贬值的场域?

　　晚两天我会发一个如何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清单，这近似于提前交代我怎么来开展思考的各种考虑，也许会有益于交流和批评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