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八）

江青爱憎分明，政治嗅觉敏锐，是毛主席最忠实的流动哨兵，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最信赖的人。

那是一九四三年初，当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在延安盛传胡宗南要派特务打入延安进行破坏，头子就是胡公冕。这时延安的肃反立刻进入又一高潮。

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

江青看完这篇文章，立刻对毛主席说：“少奇同志的这篇文章有问题，他闭口不谈阶级斗争，不谈革命，只是空谈要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是什么？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有那些本质特征？如何消除假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等等，这些问题不明确，只高喊清算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思想，这样的提法会在党内形成混乱和误解。还是象你提出的正确区分两条路线的斗争比较好。另外，少奇同志在审干运动中有些问题处理得也不太好。”

 “什么问题？”毛主席警觉地问，他对最近出现的审干和抢救活动已经有所考虑。

江青说：“他支持彭真在运动中打击了许多人，有不少是被冤枉的，柯庆施就是其中一个。据他们搞的材料说，柯庆施是国民党的特务，主要的证明人是张秀岩。而张秀岩是彭真同志老婆的亲妹妹，是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人。他们已经将柯庆施同志关押了两年了，连柯庆施同志的老婆也逼得跳了井。据柯庆施在拘留室给我写来的信说，真正写了‘反共启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刘少奇和彭真同志包庇了。柯庆施同志在莫斯科时，是我们共产党员中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他要是国民党的特务，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这个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这么严重吗？”毛主席十分惊讶，立即通知康生前来，亲自了解柯庆施的案件。

康生说：“不错，柯庆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亲自抓的，少奇同志也过手。我虽然负责中央的审干和肃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经过我这里，大量的案子处理是由各单位自己来抓。”

毛主席指着江青说：“江青向我讲了柯庆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把这个案子的全部材料调来，我要亲自看一看。在没有弄清问题之前，你通知有关方面，先放人。少奇的工作由我来做。总之，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肃反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他才敢坦白啊。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单位自己处理大多数的问题，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这样才能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康生非常佩服毛主席的指示，马上去找彭真，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要求他们认真执行。

在毛主席的直接过问下，柯庆施的冤案平反了，他一出狱，就去见毛主席，当着江青的面，双泪长流，一个劲地说：“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真伟大，要不是毛主席挽救，我也要送上黄泉之路了。”

毛主席也激动地说：“要谢你就谢江青同志，是她发现了审干和肃反中的许多问题，向我报告了你的情况，我才知道的。江青在我跟前的作用可是大多了，不但是生活上的助手，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助手。”

柯庆施感激地对江青说：“毛主席有了你这样的贤内助，是我们党的幸事，你为我们党做了一件大好事。”

柯庆施又向毛主席详细地汇报了刘少奇和彭真等人在华北局拉帮结伙，包庇自首叛变分子的问题。毛主席说：“这些先不要讲了，事情复杂，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会进一步弄清真实情况的，那时也可能就会真相大白。

你先要学习忍耐。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共产党员不学会顾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接着，毛主席根据江青的建议，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以亲自给康生等有关负责人写信的形式，来解决肃反和审干中出现的问题，专门写道：肃反的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建议把这几句话在防奸杂志上刊登，以让全党知晓。

　　然而，有人故意曲解毛主席信中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秋天，邓小平写了一篇《正确地开展除汉奸反特务斗争》，其中说：“我们对特务分子，也应该寄予怜惜和同情心，用高度的热忱去劝导提醒与感动他们。即使对那些最顽固的特务分子和屡教不改的假坦白分子，也要采取更耐心的部署，以求最后突破的方针。可以肯定，只要耐心、方法好，没有不能突破和争取最后转变的。”

　　康生拿着这篇文章给毛主席和江青看。江青看完马上说：“这是毫无原则的温情主义，歪曲了主席争取教育的本意。”

康生说：“我们党内的这种温情主义并不能代表正确的路线，而只会给特务和变节分子以可乘之机。我有个发现，凡是主张对坏人宽恕的人，对好人和革命者反而特别狠毒，认为这些人是他们贯彻执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吞下去。”

毛主席如有所思地说：“这个问题值得注意，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相持阶段的延安，最容易产生各种思想倾向，若不及时发现问题，因势利导，澄清是非，清除革命队伍中的不良思潮，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大好形势，那么不光影响抗日战争的结局，而且会危害下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妻子和机要秘书，除了照顾主席的生活和身体健康，还忙于帮助毛主席整理文件和手稿。她很勤奋，每天都读很多的书籍、报刊文章及各方面的文件，获取大量信息，然后就向毛主席汇报，谈个人的看法，有时还替毛主席起草一些文章、文件，供他修改使用。

江青发现，之所以在中央高级领导人中出现这方面那方面的问题，根子还是缺乏马列主义原著的学习，从而背离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

例如，在一九四三年初召开的中共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彭德怀和邓小平竟提出“民主建政”是中心环节，要实行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忠孝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政策。

江青看了这次会议简报，马上指给毛主席：“这些提法同你和党中央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把民族矛盾纳入阶级斗争学说中去指导工作的思路，把抗日战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方针，都是相对立的。还有，在抗日斗争进入紧要关头，彭德怀这位武将却在《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工作》的讲话中，宣扬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所一致主张的。我们要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职业的平等，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敬互爱。’你听，这是些什么话？”

 “放屁之言！”毛主席轻蔑地说：“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爱出风头，也不管是不是应该他出来讲话，老毛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他不感兴趣，就是热衷于孔孟之道，一介武夫，偏偏想搞点文的，所以就雇佣了几个屁秀才替他撰文胡说八道。”

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七日，彭德怀又发表了《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继续宣传他的错误观点。邓小平在太行地区干部会议上号召人们学习这篇谈话，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刊登学习这篇东西的文章。

江青看到后，急忙对毛主席说：“你看看你这位老乡，越鼓吹的起劲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会造成严重影响。他的这些东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没有什么两样。”

毛主席说：“你替我起草一个东西，批评他的那一套国民党都可以接受的观点。他的那些谬论，触动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相反倒可以使我们的同志麻痹大意，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

像往常一样，江青写得飞快，一篇体现着毛主席意图的信送到他的面前：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的。不说言论出版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去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增进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他任何政治权利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治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着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这不符合事实。等等。”

 “你寄的《党内生活》已收到，候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主席看了非常满意，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写上时间：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彭德怀看了这封信后，很不是滋味，但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对北方局的领导人说：“老毛就是事多，咬文嚼字地找毛病。又有什么错误？我就看不到我有这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