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属于城市的打工者 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城市白领还远不能算作劳动者的主体部分，尽管他们是声音喊得最大的那群。 在写字楼、中产小区的周围，有无数普通服务业的打工者为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付出报酬低廉的劳动。餐厅服务员、酒店前台、商场导购们，必须努力调整好情绪，尽可能地让顾客满意地选择他们其实不需要的东西。因为只有业绩足够好，才有可能拿到四千块以上的工资。理货、洗碗、清洁等体力工作者，只有靠加班、加大强度来增收。有些岗位没有加班机会或者绩效工资，月收入比最低工资高不了多少，但也会有不少“缺乏竞争力”的大龄工人抢着从事。
使信息技术发挥效用的载体，是由制造业的产业工人们生产的。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人只有拼命加班，将一个动作重复到麻木，才能拿到五千元以上。即便是掌握一定技术的工人，也只有小部分月收入能超过八千元，更多是拿六千元左右的工资。采掘矿石、加工材料、建造大楼桥梁的工人们要承担更大的劳动强度，承受工伤、尘肺病、振动病等风险，而在他们建设出的城市中，则是房地产开发商和发放住房贷款的银行赚得盆满钵满。总之，大多数工人拿到的工资不过四千元左右，而这已经不轻松了。 对于他们来说，在城市贷款买房恐怕连想都不会想，城中村或地下室简陋住处的租金的涨幅就已足够他们忧虑。他们心中的最大期望，往往就是攒些钱回家乡盖房、买房，或是做些小本生意、不用再受老板支配罢了。然而在高消费的大城市，四千元的月薪又能攒下多少积蓄呢？对于一些宁愿借钱也要买苹果手机的年轻工人而言，储蓄就更无法想象了。当然，还有一些大龄工人在城市结婚安家，打算留下来领养老金，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家庭在农村的低廉生活成本成为了过去，而未来的城市生活则前途未卜。其实，由于小农收入的低迷、消费需求的增加和团圆的渴望，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也只能转入城镇生活。 没有保障的灵活劳动 互联网时代催生了种种新职业：网文写手、主播、快递员、送餐员与网约车司机。他们在平台公司的支配下劳动，却被视为自担风险的合作者、承包者。平台不会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养老要靠自己理财储蓄，预防工伤要指望商业保险，想跟公司博弈，还要先想想高额的违约金与合同中的霸王条款。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前景更难以确定，缺乏保障使人很难对未来产生安全感。
他们对工作时段的安排的确灵活，然而现实迫使他们必须维持一定的工作时长，福利待遇的缺失也意味着他们的工作要占用更多的生活时间。在网约车司机中，80%的人是全职的，70%工作10小时以上，40%工作12小时以上。而网络主播除了每天直播的那几小时，还要时常到粉丝群互动，用更多的时间构思、学习直播表演的内容，甚至还要准备与土豪粉丝单独接触——接电话前一秒还在说“真他妈难伺候”，后一秒就开始撒娇说“讨厌啦”。在这里，越来越多私人生活的领域被逐利的工作占据了。 不安稳、非正规的劳动状态其实早已是个普遍现象。不论是在传统服务业，还是在制造业，工人们都常常面临着加班费不足额支付、五险一金不依法缴纳等种种问题。市场的波动使得他们在旺季不得不承受高强度的加班，在淡季又抱怨无班可加。临时工、派遣工的泛滥以及劳动合同乃至工会的缺失，使得他们在雇主面前缺乏有效筹码，因而很难保护和提高自己的待遇。 有许多大企业经常大量使用学生工、派遣工，规避社保、裁员的责任。有的派遣公司甚至就是大企业的管理层所开的空壳，就算遭遇什么大事，也可以直接破产了事，根本不必担心员工维权。对于小企业而言，它们不必像大企业那样在意公共形象，有的干脆连合同也不签订，至于拒绝工伤赔偿，拖欠工资、社保，就更不稀奇了。在建筑业，劳动者并不被建筑公司直接雇佣，层层分包下的不正规就业使得他们陷入了同样的困境。 对于街头巷尾的摊主、商贩来说，收入不稳定更不奇怪。做小生意的人里除了有许多外来打工者，还有不少人是曾经享受单位住房、教育、养老福利的下岗工人，他们现在不得不自己承担起这些支出，维持家庭最基本的城市生活。作为城市居民中的底层，低薪职员或小个体户的工作收入使他们的子女只能搬出城市中心。他们的新家还在城市里，感觉却离故乡越来越远。而不论他们在何处买房，接受银行贷款的又一番折磨也是逃不过的。 总而言之，不论是“金融民工”、高级白领，还是电子厂里的派遣工、工地上的建筑工，都要面对“不稳定”这一难题。只不过派遣工是已然处在不稳定的现实中，而白领则在时刻担忧家庭落入“不稳定”状况的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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