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想象贫穷女性？ 以无法实现的梦想支撑艰难生活 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在前言中提到，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将“年轻女性”与“贫困”一词联系在一起。事实并非如此，日本当代女作家津村记久子的芥川奖作品《绿萝之舟》，早于NHK在2009年就已经深入展现了单身贫困女性的生活与梦想。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虚构的故事和人物，与《女性贫困》中的案例非常相像，这大概也折射出了日本年轻女性现实困境的普遍性。
小说《绿萝之舟》中的女主角是29岁的长濑由纪子，她在遭遇职场暴力后，自愿从白领变成了流水线女工。她一边做着合同工工作，一边在咖啡馆和网络上兼职；她住在一个破旧社区里，连通讯公司都忘记了这片“用户群”的存在，并没有给他们开通网络。与NHK采访的女性一样，对于出卖时间换取金钱、用金钱换取食物、勉强生存下去的“无意义性”，长濑自己非常清楚，但却不得不为了谋生继续在流水线、咖啡馆和破旧的家之间周转。她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倦意，这份倦意并非针对工作，也不是针对自己的合同工身份，而是对于活着本身。相较于更重视人物客观处境的《女性贫困》，这部小说“灵光一现”地点亮了贫困女性的其他面向。工歇时分，长濑在休息室里看到了一张旅游广告，海报上是一个划独木舟的男孩形象，她突然产生了攒钱环游世界的念头。 环游世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划独木舟，多么美妙的想法啊！然而长濑面对的实际情况是，环游世界的花销比她一年的工资还要多，她需要更加努力地省吃俭用。环游世界的梦想仿佛惨淡现实的一抹亮色，召唤着她，提醒着她，以使她不在无聊的生活中枯萎，同时作为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目标，反衬着她徒劳无用的努力挣扎。她毕竟只是一位流水线女工，一整年机械劳动加上不吃不喝，才能兑换一次离开现实的机会。 在刻画长濑这位单身女性的同时，小说家还讲述了其他几个年轻女性的故事以作对照。她们是长濑的大学同学，却没有一人走上稳定的职业发展道路——有一个自己辞职出来开咖啡店的女人，一个刚毕业就结婚的女人，还有一个辞职结婚后来被丈夫赶出家门的女人——她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当代女性艰难生活的图景。 在讲述单身女子所处困境的过程中，《绿萝之舟》不光铺陈了她们所遭遇的种种实际困难，还动人地呈现出了她们的心灵与梦境。长濑梦见自己划着独木舟，装着满船的水栽绿萝，去往一个个小岛上向人们推销绿萝，但人们却不喜欢；正如现实当中她曾受到许多拒绝，却仍然依靠顽强生存的意愿，继续生存下去。绿萝——这种不能吃不能用、然而能够坚强生长的植物——便是对于女性集体命运的隐喻。 贫困缘何存在？ 是经济结构的失败，而非个人的失败 需要在白天的文员和晚间的夜总会小姐之间切换角色的母亲，和需要在工厂、咖啡馆还有电脑学校打工的虚构人物长濑一样，常年忙碌于琐碎的工作，却挣不到足够生活的钱，属于徒劳无功的“穷忙”一族。美国作家在戴维·希普勒的《穷忙》中，也讲述了一群与她们非常相似的、被美国遗忘的穷忙族的故事，并从性别的角度提出，“本书中大部分的穷忙族都是女性，这与整个国家中大部分穷人都是女性的情况一致。她们未婚生子，收入微薄，自己养育的孩子需要的东西又很多，因此往往身负重担。”
因虐待、毒瘾、营养不良、教育不足和离异致贫的故事听起来殊途同归，希普勒观察道，“贫困是一种奇怪的、悄悄侵入骨髓的东西，一个原因导致了许多后果，然后这些后果又形成了原来的成因，或者造成一个后果的许多成因正是由那个后果引起的。怎么看这个循环过程，要取决于从哪个环节开始研究。”所以，每个穷忙族都是一大串因果关系的产物，而对于造成她们贫困的原因，人们往往无法统一意见，比如说，究竟是疾病、抑郁或不良的消费习惯让他们更加贫穷，还是贫穷反过来导致了疾病、抑郁和不良的消费习惯。 从性别角度看，男性与女性的致贫风险是否差别甚大？在《国富民穷》一书中，美国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克·罗伯特·兰克认为，从总体数据上看，由于婚姻的缘故，男性和女性有着同样的贫困风险，女性的贫困风险只比男性略高（40岁时，36.2%的女性和33.7%的男性经历过贫困；到60岁时，这两个比例分别是49.2%和45%）。男女贫困的区别只在于，在由女性当家的家庭里，贫困的压力甚至会更大，原因不仅在于女性工作的岗位往往更加廉价，也因为在这样的家庭里，女性要同时负责工作和照顾家庭，压力、挫折和精疲力竭的状态反过来会影响女性照料和养育孩子的能力。
马克·罗伯特·兰克还指出，贫困的问题出在“经济脆弱性”与“人力资源成本”（技能、教育和就业资质的总和）的关系上。他如此描述道：贫困风险更高的人获得人力资本的价值型更低，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吸引力就更差，市场竞争力也较低。比如说，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们由于要照料孩子，在承担工作的能力上缺乏灵活性；而当就业市场遭遇困难，人力资源缺乏的群体更容易遭遇稳定性差、工资低以及非全职的工作，而面对失业、家庭变故及生病的情形时，这些人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寻找工作，或者寻找足够的钱来渡过难关。 问题是，为什么一些群体从一开始就缺少这些人力成本资源呢？马克·罗伯特·兰克将问题归咎于美国社会分层的“自我繁衍”特征：父母一代的社会分层差异，直接导致了子女的资源和机遇的差异，也就是说，孩子长大的社会阶层对于其后来的经济状况有着深刻影响，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比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有更大的“经济脆弱性”，美国人并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始生活的。这虽然是一个悲观的结论，但也将解释贫困问题的方向扭转了——与其问“什么样的人会遭遇贫困”，不如问“为什么会存在贫困”。所以，虽然兰克不承认女性的贫困问题比男性更严重，但他对于贫困的分析思路，与NHK讨论的、非正式雇佣制对于女性贫困的影响是一致的。在寻找贫困的原因时，他们都没有归罪于个人的习性、道德的缺陷，而转向讨论经济结构的失败，从而避免将贫困的女性描绘成懒惰无能、依靠他人和社会福利生活的群体。 在谈论贫困女性时，即使她们无家可归、沦入色情业，上文提到的几本书使用的词汇也都是“被人遗忘的”、“令人忽视的”，而不是指责这些女性如何“堕落”至此境地。毕竟，指出“贫困女性”这一社会问题的存在与严峻性，是希望她们的声音被更多人真实听见，而并非意图将贫困女性树立为社会负面形象，或者经济衰退等各种问题的“替罪羊”。正如Ruth Sidel所说，“指责单身母亲败坏了美国风气，其实反射出而人们并不愿意面对的严重问题，比如贫富差距加大、不稳定的雇佣制度、节节升高的暴力犯罪还有日益衰退的基础设施，是将富人的罪责推向穷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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