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春：陈永贵为什么取代李顺达？ 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存在内在差异性和多元性，我想是不是可以通过研究毛泽东时代的太行山区的两大“名模”，即李顺达和陈永贵，通过对他们进行比较，是不是可以体现出乡村社会内在的差异，这是我选题的缘由。 这二位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人物，应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劳动模范里最有名的两位。李顺达大概是1950年开始正式成为所谓的“全国农民的方向”，陈永贵大概是从1964年正式成为全国农业模范，所以，这两个人应该是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各领风骚十几年。我的问题是，1950年的时候，李顺达取代了过去在延安大生产运动期间崛起的陕北劳动英雄吴满有，而到1964年陈永贵取代李顺达，到底是为什么?或者说我们换一个方式问，有什么必要?如果我们要换一个劳动模范的话，有什么必要再从这个太行山区来找一个，从别的地方找一个不好吗?这是一种思考。再一个，这种取代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难道是因为审美疲劳吗?十几年了该换一换?这个是我想问的问题。 如果我们来看这二位劳模的政治履历的话，似乎这种取代是很自然的，因为李顺达的政治履历比陈永贵老，他是1938年就入了党，在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就已经是著名劳模了，这些是陈永贵不具备的。而陈永贵1948年入党，50年代才做了当家人，所以从代际上来讲，似乎是两代人。但如果看年龄，实际上这两个人是同龄人，正好都是1915年出生的两个当家人。这就使得我有疑问，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李顺达取代吴满有还比较好理解，新中国成立之初，吴满有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而李顺达正当壮年，三十多岁，从劳模的形象上来讲，也应该有青年取代老年，后继有人，我们就不再提吴满有在解放战争中遭遇的偶然，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总的来讲是一种自然的代替。但是到了陈永贵，就比较难以理解，两个同龄人，又都是太行山区出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楷模，都是当家人，而且他们的背景也很相似，都是外来户，逃荒到了这个村庄，然后带领这个村庄的发展，这些都很相似，到底为什么陈永贵会取代李顺达?当然，如果我们看一些基本数据的话，似乎可以找到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在毛泽东时代要成为楷模很简单，就是要产量大。如果看产量数字的话，很清楚，大寨和西沟相比，应该是到1957年的时候，西沟已经突破了400斤的平均亩产量，就是说“跨过黄河”了。到1958年的时候，大寨当年的平均亩产量是543斤，首次超过了西沟的454斤的记录。从1958年开始，大寨的产量不但持续超过西沟，而且遥遥领先，我想这是陈永贵取代李顺达的重要基础，硬实力。 但是如果就这样回答了问题，总感觉有意犹未尽之处。而且，1958年大寨平均亩产量就超过了西沟，为什么直到1964年陈永贵才正式崛起，成为全国性的农业楷模的形象?陈永贵的成绩不是那个时候才做出来的，其实在50年代初就已经做得非常好，1958年超过西沟而且遥遥领先，到1964年才成为劳动楷模，是不是可以把这样的赶超、取代和当时大的国际形势或者国内的政策形势联系起来才能够有更好的发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在这两个个体之间，是否有禀赋上的差异?所以我的文章计划从这两方面：一个是从外在的形势，给一个解释;一个就是从微观个体的内在因素，给一个解释。 首先，我想从外部形势来讲，50年代初，影响中国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国策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特别是在50年代早期的时候，中苏同盟的关系实际上深刻塑造了我们国家早期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程凯讲的50年代初示范合作社，实际上就是要将苏联的先进经验介绍给老百姓，用顺口溜讲给农民去听。李顺达的个人履历实际上就是与学习苏联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1952年，李顺达就有访问苏联的经历。他从苏联访问回来以后，把苏联的先进经验，西伯利亚先进的造林经验带回西沟，当然不是说在这之前他都没有造过林，而是去了苏联以后，就坚定了他要建设社会主义山区的决心，西伯利亚都可以搞，为什么我们西沟搞不好?这里面有一个小山村和国际先进经验挂钩的经历。这里不能详细地列出李顺达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讲，一直到1957年，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的时候，苏联专家还专门去西沟访问，西沟欢迎了苏联专家，并且交流经验，向他们展示了学习苏联经验所取得的一些成就。 所以，我们看西沟，有中苏同盟背景下学习苏联经验，走苏联人民的道路这样一段经历，西沟与苏联经验是紧密联系起来的。当然，我们知道中苏关系从1959年开始恶化，到1963年的时候公开破裂，那么从1963年的9月开始一直到1964年的7月，中共对苏联连续进行公开的批评，就是著名的“九评”，在这个时间段内陈永贵就实现了崛起，虽然有巧合的一面，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是，我的理解不仅仅是巧合。 1963年9月，毛泽东就讲过一句话——“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1949年，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说，我们如果找先生，谁是我们最好的先生?苏联是我们最好的先生。但是到1963年的时候就说，离开老师，我们就自己干。而1963年本应是“三五”计划开盘(当然实际推迟了几年)，并且这个“三五”计划的核心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那么，作为陈永贵来讲，这是个历史契机。恰恰在1963年的时候，大寨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灾，这本来是坏事，但给他提供了一个展现自己非凡能力的机遇。陈永贵在灾难面前展示出的能力绝对是非同寻常的，“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危难之际，他的表现，比如“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国家的救济，就靠自己，不但要重建而且要力保向国家交粮的数量，一斤粮都不少，该交的全部交，而且事后的结果是1963年大寨的产量仅仅略低于1962年，不但没有出现饥荒，也没有大的减产，这在当时来讲是个奇迹!当然，后来有传言说1963年还有增产，这就有点夸张了。但是，的确是没有大的减产，这体现了他强大的领导能力。这就联系到我们强调的另外一个因素，即陈永贵内在的政治禀赋。怎么去解释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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