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联系运用马克斯•韦伯研究权威提出的三种支配类型。讲领袖类型，其中一种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卡里斯马型”的领袖或者权威，国内也有人翻译成超凡魅力型权威。我用这个概念是价值无涉的，使用这个概念不是因为我崇拜陈永贵，也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他。其实韦伯在使用卡里斯马概念的时候，有的典型案例是他很讨厌的，但是只要他具备这种非凡的能力，能够说服追随者，那么他就是一个卡里斯马型领袖。能够给追随者带来幸福，能够创造奇迹，不断证明自己就是那个天命人，那么他就是卡里斯马型权威。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陈永贵的确是具有非常强的卡里斯马因素，看他的履历可以发现，他的很多决定、举措都是超乎寻常的。从互助组时期加入老少组，十年的造地，之后的1963年抗灾，“三不要三不少”，好像每一个举动、每一个决策都体现了他的非凡魅力，而相对来说，李顺达，我们不是说这个人没有能力，而是说他更像是一个一般的劳动模范，也就是后来人讲的李顺达是一个“老实人”。而接触过陈永贵的人，像冯东书，长期在大寨采访，他说陈永贵是一个“农民政治家”。包括中共党内的高层的领导，像李一清这些人，了解、接触陈永贵之后都说这人在政治上非同寻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毛泽东这么器重他，一直把他提拔成国务院副总理，在此，我只能简述。 那么，我的初步结论，就是陈永贵是中国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象征，他和李顺达的政治意涵不太一样，李顺达表现出和苏联很强的联系，陈永贵则是更多地和毛泽东思想、中国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最后讲一点，陈永贵是毛泽东重塑延安革命精神，也就是愚公精神的一种现实寄托。 郭永平：红色记忆、革命遗产与村庄重构——以大寨为考察对象 大寨是为大家所熟知的，我的文章是根据田野调查的经验材料所提炼的一些见解，主要由引言、结语，以及正文三部分构成。先从田野考察和田野反思谈起。2011年到2012年，我在大寨进行了12个月的田野考察。此后，每年都至少去两次。从去年开始，我就在反思，大寨人的讲述内容以及讲述逻辑，也就是说，他(她)们为何讲述，怎样讲述，讲述什么等这一类问题。之前我呈现给各位的十几张照片并非仅仅是让大家对大寨的概况有些了解，我们还应该看到这些照片背后代表的符号意义以及在后集体化时代所具有的遗产价值。今天我想探讨的就是，记忆，以及与记忆密切相关的革命遗产对今天大寨所产生的影响。如果我们把记忆当作是革命传统来研究的话，裴宜理先生的《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张乐天先生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以及周海燕老师的《记忆的政治》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集体化时期的政治遗产对后集体化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我的研究就是追溯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对今天的大寨社会重构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这种社会记忆，或者更加准确一些应该是特殊的红色记忆，而更重要的是，这种记忆的存在也是一种政治的心理构图。第一部分是红色记忆。在调查中，我发现大寨人常向我讲述的是战天斗地的过程和领导人的来访。例如，“三不要三不少”的提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的“三战狼窝掌”。还有集体化时期的周恩来总理三访大寨、后集体化时代的朱镕基总理访问大寨，实际上朱镕基访问大寨的时间很短，但是朱镕基总理对于大寨社会的转型和重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部分，将大寨典型置于一个空间来考察。大寨的村庄复原过程中呈现出政治的博物馆化。从展品的摆放到参观的路线是通过什么样的逻辑建立起来的，想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东西，不想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就以展览馆的呈现为例。展览馆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集体化时期陈永贵带领大寨人战天斗地精神的展示;第二部分是后集体化时代郭凤莲带领大寨人进行的转型与重构。我们要思考，这两部分重点想展示什么，或者说想让参观者记住什么?在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大寨这个博物馆化的空间中，想让我们记住什么，又想让我们忘记什么? 第三部分是红色记忆与大寨现实。在后集体化时代，大寨文化景观的构建，政治景观的发明给大寨人带来了切身的利益。20世纪90年代初，郭凤莲刚回到大寨，重点发展的是企业，但到了2000年以后，企业难以为继，在此状况下，大寨开始重点发展旅游业。与华西村和南街村的发展路径不同，大寨后来的重构主要是依靠文化景观所承载的革命遗产，依靠的是旅游业。郭凤莲回到大寨后之所以能够实现村庄的转型与重构，除了郭凤莲的个人魅力外，大寨曾经辉煌的历史对村庄的再度整合起了很重大的作用。 第四部分是红色记忆与典型道路。大寨实现了从革命遗产到符号资本的转换，这样的转换过程是内外合力的结果，除了大寨辉煌的历史外，郭凤莲的个人魅力也起了很大作用。但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郭凤莲回到大寨后还兼任过昔阳县政府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职务，直至今天，这位曾经的铁姑娘依然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这看似只是头衔，但头衔这样的荣誉是与资源的供给密切相关的。所以，大寨的转型是一个内外合力的结果。不论是大寨村庄的重新复原，还是话语的讲述都在强化红色旅游和红色记忆。但是，在此过程中由于商品意识的介入、商业利润的驱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红色记忆的一种消解。在如今的年轻人身上，大寨精神已经越来越远了，红色记忆也只是因为能带来经济效益才被不断重构，这应该是红色记忆经济学的意外后果。 马维强：山西潞城的土改整党 韩丁的《翻身》被看作是革命史范式的经典文本，但是在学界受到诸多质疑。韩丁是否真实地展现了张庄土改整党的原貌?整党试点同时期的其他村庄情况是什么样的，张庄具有多大的代表性?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比较好的研究。我想通过对潞城的考察，对全县土改整党的状况及张庄在整个潞城土改中的地位做一个初步研究。我使用的材料主要是从潞城市档案馆搜集和整理来的，涉及县级层面及村庄，包括县委工作总结、会议记录，村庄工作队工作情况、党日活动记录等。我们也发现了韩丁当年研究张庄时利用过的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在《翻身》中有具体体现。2010年我曾去合室及周边村庄进行调研，在整个土改整党中，合室在十几个基点村中是做得比较好的。 我提交的论文比较长，从工作队进入村庄之前的地委整党到村庄建党建政的结束，共分为七个部分。整个发动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14个基点村的情况各异，表现出很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及不同的过程。其实，土改和整顿干部是中共革命过程中相生相伴的两个重要主题，土改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实践不言而喻，而干部作为土改政策的执行者在乡村基层是推动土改的关键因素。如果把视野扩展开来，1948年的土改整党只是这个序列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从中共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进入根据地开始发现贫雇骨干，将其纳入干部队伍，进行管理和改造，如反新贵、反蜕化、整风运动、“洗脸擦黑”、土改整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与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查减运动、土改复查、填平补齐、查田运动等的土改运动，这两方面是相互缠绕在一起的，中共对于干部的改造本身就是围绕着在基层工作的展开而进行的，其中体现出怎样的干部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理念，具有怎样的实践特征，勾画的是怎样的中共革命的面貌等，这些都是涉及中共革命的比较大的历史命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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