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议 李怀印：农民抵制合作化源于对地方干部的不满 四位报告人精彩的发言，内容很丰富，信息量也非常之大。首先，徐老师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所展现的当时乡村图景的分析，我非常赞同。当时的176篇报告出来之后，毛泽东是满怀激情地去阅读，花了大量的心血去写批语，我总觉得毛泽东不光是一个政治家，有一种高瞻远瞩的宏大气派，还是一个抱有激情、非常有个性的诗人一般的人物。两个矛盾的个性有其好的一方面，同时也带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一面。至于176篇文章，是不是完全符合实际?到底有没有人研究，是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实际，还是当时的基层干部乃至省一级的干部或者新闻记者，为了迎合毛泽东的意向，把地方上的这些情况加以理想化，加一些故事在里面，使毛泽东看了以后更加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判断?所以，这篇文章老是想让我了解更多。我自己做过一些合作化的研究，看过一些档案，比如说，江苏东台县和松江县的合作化，不管是从互助组到初级社还是高级社，尤其是在高级社过渡这个过程中，农民的抵触情绪还是严重的，各种各样的围攻乡政府、围攻村干部的情形，在南方这一带，非常之多。所以，我有一个初步的看法，即六七十年代成形的一些关于集体经济管理的基本制度，比如说农民收入分配、工分粮占粮食分配的百分之多少、口粮占百分之多少、干部必须参加劳动、贫下中农参加队委会，诸如此类的规定，都跟农民当初的抗争有关。农民抵制合作化，主要是对合作化当中地方干部的做法不满，尤其是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之后，干部的权力陡然增大，不关心普通社员的疾苦，官僚主义十分严重。 李放春的这个报告，我就只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陈永贵大红大紫以后，李顺达的地位到底怎样?你在报告中也提到李顺达做了二把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维强老师的报告真是太精彩了，我觉得是对韩丁《翻身》这本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补充，如果翻译成英文，我估计在国外肯定会有很多人看。因为国外60年代以后对红色中国的认识是从《翻身》这本书开始的，太多的人，只要是学历史的，或者是美国那些学通史的，相当多的人都是看了这本书，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如果能把这篇文章介绍到国外，也是一篇佳作。
自由讨论 老田：《翻身》里的张庄恰恰是共产党批判的极左典型 我对马维强老师的文章提一点看法。我读《翻身》这本书的时候，反而不觉得张庄的革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也不代表革命比较好的一面，它恰好是共产党批判的极左典型之一。依据马老师的研究，张庄的状况不是一个孤立的典型，而是被选定的十几个典型中间的一个，这是我首次知道。共产党对土改的极左政策有过总结和批评，主要针对两个极左口号：一个是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还有一个是在土改整党过程中，对老的积极分子和老干部不相信，称他们是阻碍前进的石头，要搞“搬石头”。韩丁的书里，有大量张庄各种极左做法且激化矛盾的记载，当然后来有所纠正，没有极左到底。对于土改的阶级阵线问题，毛泽东提出过“富农放哨、中农睡觉”的说法，要求不触动富农，好让中农安心，要团结中农和富农，不是只要贫雇农坐江山。据“文革”时期的文献，“搬石头”来源于刘少奇的主张，要把基层干部一脚踢开，“四清”中间也有过这样的做法。韩丁的《翻身》实际上已经讲到“搬石头”，也有贫雇农过度孤立的问题，实际上还有对地主“追索浮财”引发过火暴力，这些都要算极左表现。1950年新区土改时，明确规定不准追索浮财，只没收地主富农的“五大财产”。韩丁的研究对象，看来也是十几个极左试验典型之一，这些典型本身就是共产党革命时期走过的歧路和弯路。在“搬石头”被终止之后，后来的整党，是党支部向群众公开，邀请群众给党提意见，这就替代了韩丁看到的“搬石头”模式。
回应 徐俊忠：集体化时期农村不等于“一大二公” 农村集体化时期的产业指导是农业精耕细作，多种经营，以后发展成工农商学兵，这就是合作化干的事。把农村变成只能搞农业，把农业变成只能搞种植业，把种植业变成只能搞种粮食或者棉花，这是后来政策最大的偏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集体化时期农村的反思，人们只看到它的“一大二公”，却看不到原来毛泽东制订的非常合理的农业产业政策为什么在实际中出现巨大的偏差。 就我来看，中国农村集体化进程，本质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让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上的一种创造。因此，我不认为中共有很多条条框框，如果有，也就是集体化这一条。这几年国家非常扶持乡镇产业，我们做集体化时期的研究一直盯着“一大二公”，但更重要的其实是产业的“窄化”。最初的“产业”实际上是非常宽泛的产业，但是1962年的人民公社六十条，明文禁止公社办企业，后来工农牧副渔就不复存在，只能搞种植农业。这一点在中央也没有很好的认识，包括陈云和李先念等人，直到改革开放仍不支持乡村企业，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也有后悔没更早去发展的意思。 李放春：大寨确实非同寻常 非常感谢几位老师的问题和建议。李怀印老师的这个问题就是陈永贵取代李顺达，这个和吴满有是不一样的，吴满有出现过被俘的情况，李顺达则没有经历这样的变故。他们之间的过渡，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63年李顺达带着22个劳模去大寨，这时他们的地位就改变了，李顺达要向陈永贵去学习，这是标志性的事件，而且是在毛泽东1964年决定树大寨之前。山西省委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李顺达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时候我们都是推李顺达，60年代以后开始推昔阳大寨以后，他只是作为众多典型中的一个，一直到1963年才改正态度，就是觉得大寨确实是非同寻常的一个例子，然后才会力推陈永贵。 后革命时代如何回归到革命时代的精神状态，对于实证史学的确是一个大的挑战。反而是文学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比如从小说进入，不一定是真实，但是它传递的东西可能恰恰带我们回到那个“经验”，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马维强：土改中的纠偏 有几点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关于贫雇农这个问题，我关注的潞城，目前收集的资料是1940年到1948年这个阶段，整党试点主要集中在1948年1月至9月。关于贫雇农得果实的问题，其实在1940年到1947年这个阶段已经有土改的过程，贫雇农获得果实的愿望基本已经达到，这是中共中央的判断，关键是如何来衡量，标准是怎样的，是不是必须得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或者在怎样的程度上满足才算实现了土改?其二，关于权力的获得，是否旧的乡村精英被打倒了，掌握权力的就是广大的贫雇农?在乡村权力结构中，地富究竟占多大比例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中央当时已经在有意弱化“唯成分论”，更多地强调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问题。相比于贫雇农进入政权组织，贫雇农的权利主要体现在贫农团和农会中，如何使农民的组织能真正维护农民的权益成为更重要的问题。 中共对于干部的政策是有阶段性的，从1940年到1949年，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体现出了左倾—纠偏的特点。也即，这个特点不止是在土改整党中，在之前的土改中也有具体体现，或者是不是可以说左倾与批判极左是革命的典型特点之一。试点整党得出一个重要的经验是群众代表参加整党是整顿干部、展开思想斗争的最好方式，这一经验在之后的系统整党中如何体现出来，是否体现为“和风细雨”，还是有别的偏差，这需进一步探究。 李怀印 李放春 老田 等|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综合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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