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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2017-9-20 00:3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9340| 评论: 0|原作者: 老田等|来自: “开放时代杂志”

摘要: 集体化时期、共和国时期的研究,我很赞同“就地闹革命”的说法,有“改天换地”的一面,也有不离开“地方”的一面,地方的人文地理与历史文化有很强的连续性,这是研究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很重要的思路。
二、农村组织与农业生产

  郝平:技术与救灾:20世纪50年代山西区域的自然灾害与农业生产
  山西位于黄土高原,属于暖温带大陆性气候,每年的降水量稀少且集中,植被破坏严重。每逢降雨,必造成水土流失,农田肥力与抗旱能力下降,在农业生产中很容易形成干旱和渍涝。20世纪50年代,山西地区旱、涝、霜冻等灾情明显。面对灾害,虽也有祈禳现象存在,但以科学的生产救灾为主。山西地方政府将农村的合作化工作与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结合起来,农业技术改良与新技术应用成为农业救灾的特点。面对灾害,除了深耕保墒、加强施肥外,推广优良品种,如黑麦,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如滹沱河大坝和潇河大坝,以及其他基础水利设施建设,如修水渠、建水库和蓄水池、使用水车,农业技术员深入田间指导群众改良农业技术等成为农业救灾的重要举措。这些举措为农业抗旱提供了可靠保障,成为当时抗旱增产的主要途径。农业技术与农业救灾的推行,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进程的发展,对于走农业集体化道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曹锦清:从印度看中国的集体化成就

  我目前比较关注中印的比较研究,两个国家都在20世纪40年代建国,很有可比性。2015年,我去印度国家农业研究院参加学术会议和实地调研,特别是在印度中部海德拉巴的实地调查,让我有很多感想。

  印度共产党目前分为三派:丛林派即毛派,主张土改和武装斗争;议会派就是苏联派,他们放弃了土改和武装斗争,成为合法的党派;第三类就是海德拉巴这一派,是中间派,他们主张土改,但放弃了武装斗争,主张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进行改良,更类似印度尼赫鲁时期的“限田”政策。但在中国,土改在“文革”之后被污名化,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罪状。说土改消灭了传统的乡绅阶层和传统文化,是改革开放之后道德司法沦落的根源之一,这是自由派的说法。

  反观印度,与中国的土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反帝又反封建,印度只反帝不反封建。土改和革命斗争使中国在1949年后的领导力量发生转变,整个阶级发生了历史性变动,而印度没有进行土改,种姓制度,尤其是宗教,得以完整的保留,种姓制度与土地是高度关联的。印度农民中很多是没有土地的,它影响了印度的现代化进程。用印度学者的话说,印度所出的问题与没有完成土改有关。印度土地耕种面积约为23亿亩,而中国约有20亿亩。但1947年以后,除1962年、1963年等个别年份外,印度的粮食产量很少超过同时期中国粮食产量的50%,这里有一些自然条件的影响,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印度地主的土地私有才是制约农田水利建设的关键,土地私有使大规模的地表水灌溉系统无法实现,印度的农田主要是地下水灌溉,即打水井,显然这对地主有利。这与中国在集体化时期花大力气投入农田水利建设的局面形成了对照。但就目前来说,中国农村末端的水利建设基本已经荒废。

  土改后,土地虽然分给了农民,但中国的农民对地权的认识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性有力地帮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实质上的土地国有,以及农民对国家的认同度较高,使得大规模基础建设成为可能,征用土地的成本因此降到最低,这在印度是不可能的,征地成本制约着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制约着现代化进程。还有就是中国在集体化时期的三大积累的完成,即工业积累、农田水利建设积累、人力资源资本积累。中国的工业积累基本上为内部积累,主要是农民来承担,在如此沉重的负担下,农村还能保持基本稳定,这显然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另一方面,农田水利建设的积累为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最后就是人力资源资本的积累,主要是教育和医疗,印度高等教育比中国好,但从初等教育来看:公立学校投资不足,文盲率居高不下。印度学者认为,中国前三十年集体化时期的积累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制度性基础。这种观点在国内是听不到的,放在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语境中也是要饱受攻击的。但通过外部的一些比较,的确可以矫正我们之前的一些看法,特别是印度近些年来的以“中国尺度”衡量自身发展的现象,与以往国家发展一定参考“西方尺度”相比,显然是一种重大的变化。

  评议

  李怀印:中国的成就为第三世界树立了一个样板

  我想先从国外如何理解集体化时期谈起。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话语,使我们对集体化时期产生了一种固定的认识,即一谈到集体化都是消极的。但80年代之前,国外却不是这样的,特别是70年代,即集体化的最后十年,国外学界对中国集体化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联合国在70年代把中国的经济当作第三世界的样板,国外的一些专家,涉及农业、公共医疗、妇女等各个方面,都是抱着“朝拜”的心态来到中国进行考察,普遍认为中国的成就为第三世界树立了一个样板,处在领先地位。中印比较,在毛泽东时代就在做,当时在印度学界的共识是中国已经开始在普及基础教育、从事大规模基础建设等方面走在了前面,已经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超越了印度。这类描述在70年代的印度刊物上尤其明显,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这套话语变了。原来大家都公认中国比印度做得好,现在却因为统计数据,特别是汇率的调整,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人均GDP远远不如同时期的印度。这当然是很片面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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