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更完整地描述村庄的变化，尤其这些变化并不是可见的，而是在隐形因素的运作之下，村庄在历史当中被构造成那样的形态。这些隐形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它们并不是能依靠资料直接把握的，在历史的整个构造过程中，实际上我们还不能够确定那是不是结构性因素。经过考察之后，我们才能确定这些结构性因素中，不容易把握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其中正好谈到枣烟村，它在武乡地区的交通要道上。整个村庄的构造会依赖很多因素，比如商业因素，以及当地的一些大地主，大地主一方面有农业，一方面有商业。大地主在二三十年代很难再应对武乡的一些问题，武乡的一些地方人物就会想办法来重新应对，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枣烟村合作社社长的魏名标，他的哥哥魏名扬起的作用非常大。魏名扬是武师，成立了武馆，后来合作社成员大都是从武馆转换过来的。在这里，我们要看到魏名标为什么能把枣烟村合作社从不成功转化为成功。一个地方干部在新的历史情势中需要把合作社办好，其实需要自身的变化，还需要带动其他人进行变化来配合新的历史局势。 罗成：从建社到扩社：广东农村合作化的“经验”及思考 我想跟各位老师交流一下关于集体化时期的一些经验及其如何形成有效理解的方式。最近一年，我在慢慢进入50年代以来的广东农村集体化的历史过程当中。我在这里想谈的是这样一个个案。1956年3月，广东省委办公厅编辑出版了一本文献资料集《广东四十个农业合作社》。这个集子的前言是由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撰写的，在此我截取了前言临近结束的一段话： “这四十个社的成长，都是有过一番艰苦的历程的。它们的各种经验十分值得我们重视。什么是经验呢?人们在生活斗争中，不断地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为了要战胜这些困难，就想出了各种各样战胜困难的办法。把这些战胜困难的办法总结起来，就成为有用的经验。所以说，经验就是克服困难的结果。要知道，这种经验在我们许多农业社中同样是存在着的。它们之所以能够生存与发展，之所以能够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和战胜天灾，就是因为它们和困难斗争过来，它们中是有许许多多战胜困难的办法的。我们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具体困难的时候，常常是大喊大叫，或是回避困难，对困难表示害怕，好像一点办法也没有似的，这就是由于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其实，克服困难的办法就在跟前，只要我们深入下去，多了解一些实际的情况，细心注意各种情况的变化，经常地及时地把许多先进经验总结出来，然后再把这些有用的经验普及开去，问题便可以解决了。我们试检查一下现在许多合作社中所存在的困难吧，相信它们不少是可以从这里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的。” 这段引言所处的历史关节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毛主席所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部书。这部书在1955年9月出了最初的样本，在1955年12月又进行了增删。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号召各省、市和自治区也来做这样的材料整理。由此，广东省的行动是蛮快的一个反应，1956年3月就编出了这本资料集。这个前言，就是概述了在广东省第一批、第二批初级社建社过程当中所提炼出来的一些思考，特别是，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地方领导的陶铸面对农村集体化从建社到扩社的历史过程有着怎样的一种认知与回应的状态。“这四十个社的成长，都是有过一番艰苦的历程的”，这一句话概括的历史状态，放在整个四十则材料当中是带有普遍性的。每一个合作社，其实都经历了战胜天灾、地少、人多、牲畜不足、缺乏资金等客观性困难因素。比如，虽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社，也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勤俭办社、开荒、拓展副业的方式筹措资金，使每一个贫下中农都能成为社员。由此，更关键的认识是：“它们的各种经验十分值得我们重视”。什么是经验?陶铸说：“人们在生活斗争中，不断地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为了要战胜这些困难，就想出了各种各样战胜困难的办法。把这些战胜困难的办法总结起来，就成为有用的经验”。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经验就是克服困难的结果”。 我们应特别敏感地注意陶铸所强调的困难，在四十个农业合作社的经验总结中有特别的指向，即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和战胜天灾。这三个方面，其实主要是经济生产能力方面的困难。那么，陶铸没有谈到的是什么?我们可以追问的是：人们能够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和战胜天灾的力量究竟从哪里来?这就更深地涉及互助合作运动到初级社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比如，中央在1951年12月和1953年2月先后下发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以及1953年12月下发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等文件中反复提到的要处理好互助组与单干户、初级社和单干户、中农和贫农之间的关系。比如，互助组、合作社既要克服贫农向中农揩油的思想，又要防止中农、富裕中农将牲口和大农具估价过高、分红过多，使贫雇农吃亏，中农和贫农两方面其实对于互助组、合作社都有某种犹疑态度。那么，如何使贫农和中农能够比较融洽协调地在互助组、合作社中真正合作起来，这可能是隐藏在发展生产、增加副业和战胜天灾背后更关键的历史环节。只有自觉认识到这一层面，才能真正有效地将过去克服战争和建国中历史困难的“经验”转化为克服互助合作运动中新的历史困难的“现实能力”。否则，“经验”如果仅仅被理解为克服过去困难的结果，就容易被过快回收为一种封闭性的“信心”，而非面向新的历史情势同样具有生产性的能力。 陶铸说，总是有许许多多战胜困难的办法，但其实更应深究的是：这些办法是什么?为什么这些办法在历史中就能有效?它们解决的是何种问题?比解决看似作为对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人是以怎样的状态及其相应的调整来思考、理解、掌握、执行、变通这些办法的?这些问题层次的打开，其实会比他谈到的“克服困难的结果”更重要。比如，陶铸说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具体困难，常常是大喊大叫。但大喊大叫这种现象是不是必然就意味着不好?陶铸的理解是把我们引导到“喊叫”直接等同于回避或者软弱、退缩，但其实这一现象本身仍需放到历史当中理解。因为1955年7月份有一个大的历史变化，就是毛泽东在中央召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名讲话，之后整个全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就开始大规模急速往前推进。陶铸批评的“大喊大叫”正是对毛泽东这次讲话的一个回应。但是，我们理解这个批评的同时又不能轻易带过，作为历史经验的褶皱层面，即有些“大喊大叫”也许是一种面对现实困难的谨慎态度，尤其这个困难还不仅仅是发展生产与战胜天灾，而是如何处理实际的人际关系，比如程凯论文中分析的富裕中农叶振贤要退社的心理问题，特定历史状况中的“大喊大叫”其实并不必然会带出来回避、软弱或退缩的情绪。 我思考的是，在进入历史的时刻，我们如何把文献与历史感结合起来，从普通文献当中能读出陶铸本人的历史主体性状态及其问题。陶铸并不能直观地被视同为国家视角和上层视角，但是从陶铸本身，我们就能自下而上、自内而外地把握到一个历史人物的主体状态，而对这种主体状态的历史理解应该可以成为农业合作化研究推进的可能性空间。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我们今天谈论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问题，多少带着某种鲜明的现实问题指向，即90年代末以来中国三农问题的凸显。但这些年来，我们在三农问题的认知上是否有所偏失?比如三农包括农业、农村和农民，通常受重视的是农业和农村，及其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但我们到底有没有体贴地理解农民主体的身心状态，又如何安顿农民主体的身心状态，这也许是重新认识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特别需要注意打开的“经验”。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讲过一句话：“立国乃私事，非公事也”。我想，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仍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个立国过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对于农业合作化作为“立国”关节点的历史分析，我们能否真正从体贴历史主体出发的“私”的角度打开一种新的理解空间?过去通常简单地把公私二元对立起来，有我无他。现在，我们能不能把一个农民或者一个领导人真正当作一个历史中的个体去感受、理解与反思他的身心状态，把他真正视为历史中的活生生的人来理解，无论是陶铸，还是叶振贤、赖若愚。当我们有一天能够把“私”作为历史人心真正加以认真对待的时候，可能一个真正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公”，也就是集体状态，才能呈现得更饱满、更丰富、更有现实性，也更有创造性。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状态，不仅能战胜天灾、发展生产，同时更能使每一个身处历史当中的人获得身心安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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