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秉欣评王宏甲《七一重读<共产党宣言>有感》——“塘约道路”的本质是资本主义之路 . ...

何为“塘约道路”？据王宏甲《塘约道路》一书说：“塘约村围绕“三权”+党建+扶贫+产业+金融发展思路，切实抓牢“确权”这个基础，抓好“赋权”这个关键，抓实“易权”这个核心，同步推进农村产权“七权”确权登记颁证，探索实施“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农村改革促小康的蝶变之路”。“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农地集体财产权“七权”叠加一并进行确权登记，明晰了农村产权“身份证”，让农民把产权“揣”在兜里，初步形成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为农村产权交易打下基础，促进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农村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土地经营权参社入股，村里把利润分成讲得透亮：合作社百分之三十，村集体百分之三十，村民百分之四十”。（注意！“塘约道路”，在这里彻底滑倒了！！）

《塘约道路》一书还说：“土地产权改革立竿见影，三权分置解除土地束缚，顺利推进了“合股联营、村社一体”发展道路，采取“党总支+合作社+公司+农户”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互联网+农产品”“合社作+物流”的营销模式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同时，与天成农业公司合作建设学生营养餐食材特供基地，发展浅水莲藕基地、辣椒基地及精品水果基地，初步构建了规模集约化发展的现代农业体系，迅速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塘约道路

以上就是“塘约道路”的经济发展模式。别的不说，仅就“分配方式”而言，“塘约道路”一书如是说：“土地经营权参社入股，村里把利润分成讲得透亮：合作社百分之三十，村集体百分之三十，村民百分之四十”。

试问，“村民百分之四十”，其“收益分配”的自然人主体是明确的，是具体的某个自然人村民（股东）；“合作社百分之三十”，其“收益分配”的具体的某个自然人主体是何人？“村集体百分之三十”，其“收益分配”的具体的某个自然人主体又是谁？！此处“收益分配”的具体的某个“自然人主体”缺位，或者根本就说不清楚“合作社百分之三十”和“村集体百分之三十”“收益分配”的“自然人主体”到底是何人！显然，“塘约道路”之“合作社”、“村集体”，它没有具体人格，缺乏具体的自然人主体承载者。因此，这部分“红利”，就必然会沦为无劳动者主人地位的“监督”和群魔乱割的“唐僧肉”！由于无劳动者主人地位的“监督”所致，这块“唐僧肉”就沦为农村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小苍蝇、老虎“权钱交易、官员腐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最“肥沃”的经济土壤！

回观历史上真实的马克思，他在与蒲鲁东针锋相对的斗争中，要回答蒲鲁东的理论，就必须要深入思考，马克思在深入思考后得出了令人惊叹的“划时代的重大成果”。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马克思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思考是围绕着“资本运作”展开的，马克思钻到他的思想实验室里，转向经济学、金融学、经济危机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的研究。真正深入思考研究之后发现，得出的“划时代的重大成果”和原来主张的“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是“内外一如，不二非一”的鲜活同在关系，实施“政治革命、暴力革命”的主张及其实践行动，是必须要有绝对同在的“内在本质精魂”为前提！他越来越觉得当“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成功后，如果不能彻底透破、超越“公有和私有”（资本和雇佣劳动）二元对立太极循环的时空层级，直接彻底变革（资本和雇佣劳动）二元对立的以雇佣劳动、资本无限扩张、两极分化为根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方式”---这就是必须同在的“内在本质精魂”前提！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其它形式的中间一级，否则，“暴力革命也只是换汤不换药，把政府换掉了，但是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可能用政治革命打碎的”。

深入思考后马克思得出的令人惊叹的“划时代的重大成果”就是：当“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成功后，如果不能直接彻底改变以雇佣劳动、资本无限扩张、两极分化为根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方式”---这是必须同在的“内在本质精魂”前提！那么，“第一，无论政治还是军队，相对于市场都是失败者，无论是拿破仑第一，还有俾斯麦，在强大的市场面前都是失败者。第二，面对金融市场，政府也是个失败者。马克思经常以嘲讽的口气在手稿里说：不论是英美还是德法，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他非常辛辣地来嘲笑说:你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它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腐蚀他，而是政治家自己积极被腐化。

联系现实，“塘约道路”及其组织“合作社”、“村集体”的“政治家们”，置身现代大商品市场，在面对这“无劳动者主人地位的“监督”和群魔乱割“唐僧肉”的现实格局时，正如马克思所说：要说政治和市场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唯一的关系就是政治家被市场腐化；你政治家想要对市场做什么，只有被它腐化。并不是市场来积极腐蚀他，而是政治家自己积极被腐化。这里所谓“政治家自己积极被腐化”，不是别人一味的来“积极腐蚀”组织“合作社”、“村集体”的“政治家们”，这只是外因，而是组织“合作社”、“村集体”的“政治家们”，自己不由自主的“积极被腐化”，这个现象和个中內在的当组织“合作社”、“村集体”时，未直接彻底变革（资本和雇佣劳动）二元对立的以雇佣劳动、资本无限扩张、两极分化为根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方式”，才是决定性根本因素。

这里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大道至简之精魂就在于，“一定的分配方式及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就必然显化与之相应的“分配方式及上层建筑”，这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必然规律，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

塘约的做法，不直接彻底改变以雇佣劳动、资本无限扩张、两极分化为根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方式”；一切都还是不分姓“资”姓“社”，只管“普遍富裕”、“经济发展”、“党的领导”、“土地公有制”、“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等，就像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提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只大谈特谈自由、民主、博爱、选举、人权等等一样。很明显，这是欺骗。

若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创新，将理论和实践上升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一切生产资料社会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时代高度，还停留在原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化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进而只是简单的形式化的在农村成立无明确农民（劳动者）产权主体的所谓“村集体”、“合作社”，这种实践实质上是现代版本的“人民公社”；如果把土地集中到以雇佣劳动、资本无限扩张、两极分化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主和资本股份公司名下，股份能不能转让，又如何继承？如果仍以土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方式实施股份可转让、可自由买卖和流动，必将又会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问题。但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已雄辩的证明，土地资本主义私有化不是拯救中国农村、农民的良方，说的明白一点,中国如果走了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化的路，这将是历史的大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