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与经济金融化 在过去的五年中，整个世界处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漫长衰退中，表现出如下特征。首先，经济衰退与增长乏力交替出现，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被证明的盛衰循环的一种表现，但总体上呈现出衰退和“萧条”的态势；与此同时，不断扩张的金融，或者说“赌场”经济出现了自身波动，这种波动更加混乱且难以预测，加剧了经济衰退，导致全球经济萧条。美国过去50年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数据体现了这一点（如图 1所示）。 盛衰循环与金融崩溃同时出现并非首次，自19世纪末以来，股市和其他形式的金融投机开始成为发达工业经济体的晴雨表，反映经济发展的繁荣与衰退。八十年代起，债务作为保增长的政策开始广泛实施，金融化逐渐处于支配地位（金融自由化引发的投机性金融投资工具的扩张），虚拟经济开始出现 ⑮。 通过对比金融衍生品对世界经济总量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现在承认:金融衍生品的水平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激增，就算这些衍生品泡沫不是突然破裂，即使逐渐释放给整体经济带来越来越严重和难以预料的风险，甚至超过了三十年代大衰退时期。 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自由化与对新旧殖民地的投资增长带来了愈发严重的失业问题，其原因包括：投机性生产投资，金融投机导致的财政失稳，以及放松投资管制环境下的经济不稳定。 在全球化条件下，新殖民地永久危机的风险同样开始加剧，因为垄断资本不断寻求防止帝国主义危机恶化的方法。新旧殖民地面临的债务危机加剧了经济衰退的风险，因为这些国家用于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款项是资本出口最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之一。随着华盛顿共识的限制条款进一步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令他们只有在全球市场的救济下才能生存，而摆脱这一局面的方法似乎只有更多的借款，这只会恶化债务状况，最终导致经济崩溃。 近些年来，高昂的食品价格开始成为“新常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促使大量资本进行农产品金融投机，因此如果不是经济停滞导致的需求不足和谷物价格轻微下降，食品价格还将保持高位震荡的状态。从各个方面来看，当前食品价格发展趋势总体向好，产量增加，进口需求减少，高价略有回落。然而诱发危机的深层次矛盾仍未能解决，金融投机和环境压力的问题仍摆在人们面前。 新自由主义化的危机和萧条与战争 2008年的大规模金融危机是一系列金融泡沫连环破裂导致多家金融巨头倒闭所引发的。泡沫的产生是由于次贷危机导致房地产业、信贷交换等投机性金融产品的大规模崩溃。尽管紧急财政援助为选出的“大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企业和银行赢得了些许生存空间，但由于经济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消费需求，只能从一次经济危机走向下一次经济危机。
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在2015年的一次演讲中这样描述当前经济环境：“最近的事件算是危机三部曲的一部分。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是2008~2009年的‘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危机，第二部是2011~2012年的欧元区危机，而我们现在或许正处于第三部，2015年至今的新兴市场危机 ⑯。” 全球发展中国家间爆发的危机是大量的、不断增长中的债务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6年断言：“低收入国家逐渐处于原先不熟悉的更脆弱的环境中，表现为市场波动和更加高昂的债务。具有挑战性的全球环境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漏洞可能会增加。”事实上，自2007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债务偿付额就达到了所能承受的最高水平，2014~2016年间这一数字更是增长了45% ⑰。 中低收入国家的主权债务已经从2008年的56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6年的2620亿美元。这种剧烈波动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发达国家对经济危机的反应。此外，新兴市场公司债务的增加与2014年以来亚洲商品价格下跌相吻合，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偿还将变得更加困难。 向发展中国家贷款的热潮是发达国家危机反应政策的一部分。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QE）政策和低利率使得贪图利润的放贷人将目光投向了可能提供更高利率的发展中国家。尽管美国联邦储蓄系统（the US Federal Reserves）为刺激经济为维持的超低利率正在逆转，随之而来的美元对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升值也为货币不匹配创造了条件。结合上述出口商品价格下跌的情况，按期偿还债务似乎成了天方夜谭。 当金融市场重新升温，为新的崩盘创造条件时，这一次与2008年的区别是风险更高了。这是因为中央银行已经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受够了大量的公共和私人金融资产，本身成为金融市场的关键主体。如果遭受新的财务冲击，他们有崩溃的危险。早在2013年5月中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就曾警告，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导致利率上涨和债券价格崩盘。 随着危机逐步升级，美国力求通过国际贸易协定维持其霸权地位（一般得到欧盟和日本的支持），监督国际债务和金融关系的治理，通过私有化寻求并垄断财产，等等。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统治下的单极世界已持续了二十多年，全球政治在新千年起就经历了重大调整。世界开始出现“多极化”趋势，而新兴大国的立场和行动并不常与美国一致。这种情况所包含的因素可能最终引发更多重新调整，甚至是霸权主义的两极分化。 所谓后冷战时期的奇怪结果是战略性军备竞赛仍在持续。美国在欧洲依然维持了核导弹防御体系。虽然美国声称其导弹系统是防止伊朗可能遭受核攻击的屏障，但似乎真正的目标在于俄罗斯。俄罗斯指责美国-北约计划在其西部和南部边界上扩大影响。中国作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力量，虽然在维护国家和全球利益的同时平衡自身选择和种种考虑因素，但在经济和快速增长的军事能力方面成为了更具战略性的挑战者。 在争夺帝国主义统治的斗争过程中，美俄之间准冷战姿态最为惊人的是在武装冲突热点地区采取了武力威胁的形式——尽管以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或是军事干预的官方威胁作为掩盖。特别是美国主导的颠覆叙利亚和伊朗的势头正劲。 美国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抑制中国的影响。这一战略中的一部分最早由布什政府开始实施，而与东盟的紧密关系，以及目前已经被抛弃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TPA）始于奥巴马的第一任期。但其中最富有戏剧性，如今特朗普总统最明确承诺的，是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建设军事枢纽。具体目标是：维持美国目前在印度洋到南中国海航道的统治地位; 敌对国家关闭咽喉要道时坚决捍卫（例如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防止对手或敌对国家的其他潜在威胁破坏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尽管特朗普政府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但上述地缘政治目标仍然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武器贸易进一步表明了军国主义上升与资本主义逐利之间的联系。美国等发达国家往往是最大的军费开支国，也是全球军队最大的武器贸易商、供应商和军事援助提供者。 美国，俄罗斯，法国，英国和中国（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加上德国和意大利，武器销售额占2004年至2011年总销售额的约85％。全球每年完成450~600亿美元武器交易，其中四分之三卖给发展中国家。武装生产巨头宣称，武器生产“创造就业机会”，如果他们不关注不民主的政权，“别人也会的”。 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到占领巴勒斯坦，再到对海地和黎巴嫩等国的军事介入，乃至入侵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如今的叙利亚和也门，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过程都伴随着永不停歇的侵略战争。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并未出现帝国主义国家的哈巴狗和战胜者们所鼓吹的所谓“和平红利”，因为冷战的结束不过是国家间、全世界人民间征服和永久性的侵略战争的开始。军工复合体在吸收过剩资本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这一疯狂战车需要不断的战争作为燃料。最终的经济、政治和气候危机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不得不面临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然而，这场危机也推动了被掠夺和剥削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通过高度军事化维持的霸权的反抗，民族解放的热潮风起云涌。长期群众武装斗争或大规模叛乱层出不穷，不论是在菲律宾、哥伦比亚、库尔德地区、印度以及其他南亚国家，还是在美国和北约已经进行或威胁发动公然侵略战争的国家，例如伊拉克、阿富汗，或其他领土上有外国占领军的国家，比如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 对于全世界工人和人民群众而言，摆脱痛苦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人民革命战争摧毁为害已久的帝国主义，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来源：《LENIN’S IMPER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Manila, 2017；翻译：激流网志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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