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第三章第四节 召开华北会议

第四节  召开华北会议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0年九月七日晚上，黄永胜给郑维山亲自打了电话说：“传达陈伯达问题时，除了陈伯达的名字可以讲外，其他人不要涉及”。

一九七0年九月八日，郑维山召集驻北京附近几个单位的军常委以上的同志，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

郑维山说“要从这次会议开始，养成一个良好的保密的风气”。还说：“谁泄露出去，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中央委员的要考虑他的委员”。

郑维山在传达时，大讲林彪的讲话，而在讲到陈伯达的问题时，只讲陈伯达在某小组跳出来，制造谣言。

一九七○年十一月八日，北京军区党委决定召开全委会，揭发陈伯达的罪行。

郑维山说，“工作这么忙，还开会吗？”

在其他常委同志们的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开会，

在会上，郑维山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没有揭发的，表个态就行了，可以单独表，也可以集体表”，“要防止有人利用揭发陈伯达的问题来破坏华北的大好形势”。

在这次全委会上，三十八军的领导同志，对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并提出了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三十八军的重要检举揭发材料，郑维山不让专题上报。

会后，起草了一个报告，郑在审查这个报告时，特意删掉陈伯达提出的“华北搞经济协作，要轮流坐庄，北京军区作后盾”等话。

一九七0年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对黄永胜说:庐山会议发难，你黄永胜是头，你们办事组一统天下，我要打破你们的一统天下，我现在要谢富治、纪登奎参加你们办事组。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

林彪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国野营拉练的通知

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作出提倡野营拉练的批示。他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道：“林彪同志：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在报告的最后一页，毛泽东批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1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冬季长途野营训练的热潮，从12月到次年3月，普遍拉练两个月。按照这一部署，拉练的第一阶段侧重进行阶级教育、光荣传统教育和演练行军宿营、侦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众工作等；第二阶段可搞一些急行军、夜行军，侧重练指挥、练通信联络、练战斗技术、练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和后勤保障。《通知》要求担任机动作战任务、守备任务、施工基建和生产任务的部队及海、空军地面部队，军队院校和大军区以上机关都要根据各自情况组织拉练。此后至1971年9月，解放军540个师以上机关，43所院校，90％以上的野战部队都进行了野营训练。通过训练，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练战术技术，练走练打，全面锻炼了部队；同时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野营训练也暴露出军队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不搞军事训练而造成的许多问题。

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大、中城市（包括省、地直属市）学校的野营拉练，可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期分批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批20天到30天。”此后的三四年内，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都按照这一指示，师生每年分期分批进行野营训练一二次。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

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

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泽东让人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有人问毛主席，“四个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

华北到会的有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北京军区政委、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九人，北京卫戍区到会的有吴德、吴忠等三人。

大家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先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

然而，军委办事组认为：庐山会议之后，主席看到38军对批判陈伯达和搞掉北京军区都有很大作用，于是，秘密把38军的领导叫到北京，由江青亲自组织38军写报告，江青说这是主席的指示，所以38军的人特别卖力气。报告写好以后，毛主席又以38军主动写报告的形式，对报告做了批示，作为石头向军委办事组打了过来。毛主席和江青的这些做法，我们看在眼里，对主席的做法感到震惊，疑惑。但那时根本不敢想主席的不是，而是对江青、张春桥之流更加痛恨。

周总理向军委办事组传达了毛主席要“全军学习38军”的指示。总理说：“毛主席要我向各位说一下，军委办事组和全军都要好好学习38军的报告，办事组要首先学好，在全军做模范。毛主席说，军委办事组的几位不砸烂枷锁就不能解放自己。军委办事组的人，同陈伯达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认识问题。”

主席说的“枷锁”是什么？就是林彪。

   军委办事组的人认为。 38军的报告就其立场观点来，是代表造反派的，是不能支持的。学习38军的报告又不能支持他们的派性情绪，但陈伯达也要狠批，这是一个矛盾。

军委办事组在学习38军报告的问题上，提出了两个学习重点：消除派性和批判政治骗子，对这个问题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同李德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李德生说：“批判陈伯达的派性应当是学习重点，陈伯达是支一派，压一派的典型。”意即陈伯达压制了造反派。

    邱会作说：“我是坚决反对李的观点的。按照主席的指示，陈伯达主要是政治骗子问题。你不要把造反派的观点带到军委办事组来。”

    李德生说：“难道你就是革命派的后台了?”

    邱会作说：“对不起!不仅我是革命派的后台，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都是革命派，这点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黄永胜看到他们的争论很激烈，就说：“军队是决不允许造反派存在的，这一点不能含糊。批判的内容还是对准陈伯达和‘上当受骗’的问题。如果超出这个界线就要把叶群也拉到里面来的，要漏底。这样就引起问题的复杂化。”

    李作鹏说：“底是要漏的。不漏底别人总以为我们有见不得人的事，就是在坐的两位(指李德生、刘贤权)也不会相信我们是清白无辜吧?”

    邱会作说：“我同意老李的意见。我还主张应当‘翻箱倒柜’让大家看个清楚。比如说，我是反对造反派的，反对某些人(指江青、张春桥)支持造反派整我的。这就是我的主要的底。至于在庐山叶群说的那些话，也要漏底，否则别人真会怀疑我们搞了‘炸平庐山’的什么事。现在，大家都还活着，这个底必须漏，而且要漏的连一点渣子也不留。”

黄永胜说：“请李德生、刘贤权也向我们提些意见，揭发更好。”

他们两个人都摇头说：“没有什么意见。”

李德生还补了一句：“你们的职务、水平都比我高，我是相信你们的。”

    李作鹏说：“你们不要搞台上握手，台下踢脚。”

黄永胜最后说了两句话： “要有自我批评，要说自己的问题。”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将18日开会所议给毛泽东、林彪写了请示报告。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

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

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

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黄永胜、李作鹏在接见三十八军领导人时说：“不要只攻北京军区为什么陈伯达成了你的太上皇，那样就把事情搞复杂了。”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