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 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 1967年10月12日)
总结文革理论的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归纳为六条：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17. 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5月8日) 18. “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 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 )
19.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 20. “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21.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 22. “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9年4月11日) 23.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28日) 24.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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