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纪要》意义重大。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为把《纪要》印发全党，写下了高度赞许的批语：“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通篇《纪要》贯穿着江青的思想，是江青人生道路的里程碑，是江青政治生活的宣言书,是江青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满意的一份答卷。《纪要》的第一部分简述了座谈会召开的概况，第三部分是结束语，主要内容在第二部分。
《纪要》的第二部分共阐述了十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总结建国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所存在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文艺黑线作了透彻的分析比较，痛斥了文艺黑线的种种谬论，郑重指出：“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指《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引者注）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者注）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并号召大家：“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第二个问题是参加座谈会人员，乃至党中央毛主席、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以及全国人民对以江青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艺战线“大破大立”所取得的辉煌成绩的充分肯定，从而奠定了江青“伟大旗手”的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对军队文艺工作现状的分析，说明军队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人民解放军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第四个问题要求：“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第五个问题是从理论上讲清楚当前两个司令部文艺路线斗争的历史根源和中外阶级斗争的影响，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让无产阶级牢牢占领文艺阵地。
第六个问题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文艺革命提出了具体要求，“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
第七个问题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积极的文艺批评，使资产阶级文艺谬论没有藏身之地。
第八个问题是把中国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与国际上的反修斗争联系起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第九个问题是提倡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对如何写战争、如何写生活、如何写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都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第十是有关重组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问题，对新老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指出：“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要求大家：“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
有人说，《纪要》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舆论准备的，说江青是向资产阶级司令部首先发起进攻的闯将，这是很有道理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政治嗅觉也十分灵敏，他们预感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使自己陷入灭顶之灾，于是千方百计打探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特别注意江青的行踪。为了探听消息，彭真从1965年12月到1966年2月初，多次要求见毛主席。毛主席毫不留情地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许多文化部门要问到底掌握在哪些人手中？吴晗、翦伯赞是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彭真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挂帅人物还不甘心，背后造谣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同时，他得知江青1966年2月2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消息后，马上在北京于2月3日开始炮制《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臭名昭著的《二月提纲》，并急匆匆于2月7日完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后台刘少奇、邓小平立即批发同意，在2月12日迫不及待地发到全国各地。
比较《纪要》和《二月提纲》，就可以看出，这是两个针锋相对的文件。最突出的就是：一个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让全国人民、全体党员都清楚两个司令部所推行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而另一个则声嘶力竭地捂盖子，生怕暴露出他们资产阶级的反动面目，别有用心地把活生生的阶级斗争问题引向学术讨论的歧途，这是一切没落阶级惯用的手法。
无产阶级司令部当机立断：不能让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扰乱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进的方向，必须立即向其挂帅人物开火，必须把他们的反动纲领《二月提纲》昭示天下、批深批透批臭。这下慌了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后台的手脚，他们不得不忍痛“斩马谡”，演了一场“舍帅保主”的悲苦戏。
于是，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被相继抛了出来，刘少奇、邓小平进行假投降，迫不得已在声讨资产阶级司令部罪恶的《“五·一六”通知》上签了字。
作为“旗手”和“闯将”的江青理所当然地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用：参与了《“五·一六”通知》这个向资产阶级司令部进攻的纲领性文件的起草工作；同时+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付组长。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江青主持写作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重要文章，以“高炬”的笔名在《解放军报》、《红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控制下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丑恶面目,让人们认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刘、邓反动路线（没提刘、邓的名字——引者注）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质，号召一切革命的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时的江青,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用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
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位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后台老板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已感到必须进行拼死一搏，才能挽救最后的失败。他们研究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战术，研究分析了毛主席的所思所想，一致认为“硬抗”是不行的，象彭真那样只能加速灭亡，只有顺着毛主席、揣摩毛主席的心思、接过革命的口号打着红旗反红旗最有效。他们看到，《“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全国一片欢腾：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学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首先树立起“红卫兵”的大旗，决心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五月三十一日，中央文革小组接管了《人民日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够了，这样乱下去，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是要全军覆没么？！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准备抛出他们在“四清”运动中使用过的毒招——派工作组，去进行“灭革命之火”、转移斗争大方向、搞一番形“左”实右的反革命工作。他们首先进行火力侦察——先由北京市委在六月三日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看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映，进行试探。结果，无产阶级司令部按兵不动，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从六月五日，从北京到全国逐渐铺开，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沿阵地——文教系统——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随后又向工矿企事业单位也派出工作组。
这些“刘、邓工作组”是镇压革命烈火的灭火器，是扼杀革命新生力量的刽子手，是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扑的急先锋，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掷向无产阶级革命阵地的罪恶的炸弹，他们妄图把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一网打尽、全部消灭。在短短五十多天里，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革命干群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野心家”等等，被批斗，被开除党籍、团籍，被投进监狱。
江青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是静观其变，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因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隐蔽得很深，狡猾多端，不如此实在无法使他们充分暴露出来，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前的说服教育、整风运动都不见成效，就是例证。再说，人是发展变化的，不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的考验，很难识别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可能今天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明天又变成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如此。
江青自从参加制定《“五·一六”通知》之后，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也曾几度去杭州见毛主席。五月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还出席了全军创作会议，看了六十八部国产的、与军队有关的影片，并发表了十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以后军队电影工作的指导性原则。随后来到上海，与张春桥等人共同替中央文化部（文化部已由中央文革小组代管）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上海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研究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六月二十九日给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毛主席七月八日有近两千字的著名长信回复——见附录。此信江青建议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毛主席同意，后来应林彪和叶群的要求，又在江青、叶群、戚本禹的监督下把原件烧掉。）。
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下旬，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反击的时机到了，于是，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总攻击的号角吹响。七月十六日，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并发出鼓舞人心的召唤：“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十九日就给了刘少奇当头一击：“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江青是七月二十日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她见到毛主席，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他们分别已经一个多月，要在平时，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可这是瞬息万变的急风暴雨的时刻，每一分钟都会发生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江青望着毛主席满面红光的脸，只见他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根本不象七十三岁的老人，倒象一个充满活力、正在征服大自然的年轻学者，又象一个成竹在胸、只待决战到来的中年统帅。毛主席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江青，我已经给那一位（指刘少奇——引者注）摊牌了，当面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看他自觉不自觉。”江青不无忧虑地说：“主席，人们正在议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要公开化呢。”毛主席说；“两个司令部的说法，不是人为的，也是掩饰不了的。本来是一家，都应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共产党嘛，就是搞无产阶级革命，可是有人不搞了，反而去破坏，不光自己阻挠革命前进，还拉帮结伙、招降纳叛，硬要分裂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硬要去当后台老板，妄想取而代之。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必然反映，只要阶级存在一天，党内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一贯的立场是与人为善，不问哪个山头的，要搞五湖四海，但是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继续革命。可以辩论、争吵、教育、等待，甚至当面骂我、反对我，但不能背后捣鬼，搞阴谋诡计，把革命拉向后退。”江青说：“从这几个月的发展看出，形势很复杂，你七月八日给我的信，更敲响了警钟。我们真的会被打得‘粉碎’吗？”显然，她还沉浸在回忆毛主席复信所谓的“黑话”中。毛主席进一步开导她：“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马列主义者应勇于斗争，敢于面对失败,失败了有什么了不起?顶多从头再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让全国人民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得到教训。既然是认真的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演习，就得准备充分，有我们自己的战略部署。人都是会变的，左派、右派、中间派，都会在运动中发生变化。为了掌握情况，你和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应该尽快下去，深入群众，获得真知，才有发言权。”江青脸上绽出了笑容：“我原先挺乐观，叫你这封信把我吓得高兴不起来了，看来还是走群众路线不够。明后天我就到北大去看大字报。”毛主席说：“很好。我告诉恩来，让他尽快给你们安排。”
于是，七月二十二日，江青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去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二十三日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当北大师生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时，江青也高呼“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并说：“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些事，少犯点错误，跟同志们，一块来搞文化大革命。我们是一块的，不是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正确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还一再说：“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我们永远站在革命派一边。”最后江青诚恳地说：“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七月二十四日，江青又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来到北京广播学院，了解情况,并支持这里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二十六日晚，江青参加了北京大学批判“刘、邓工作组”的万人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同时，她与其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碰头磋商研究后，立即在大会上当众宣布撤消北大工作组，让革命师生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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