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十九）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开幕。无论从周恩来的政治报告，王洪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还是“十大”通过的新党章，“十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都说明无产阶级司令部牢牢地掌握着中国革命的航向。江青作为政治局委员，又分管组织宣传工作，提拔了不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的革命力量，支持了大量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的共产主义幼芽。

　　翁森鹤，浙江省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优秀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起来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成为革命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被广大革命干群推选为工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一个路线斗争觉悟高、阶级斗争性强、有政治才干、有群众基础的先进工人代表。可是混进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走资派却百般打击和压制翁森鹤，是在江青等人的亲自过问下才把他选为十大代表。翁森鹤没有辜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信任，工作积极认真，能顶住十二级台风与阶级敌人斗，与党内走资派斗，努力“抓革命、促生产”，组织“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班子，搞技术革命，为发展生产做出了贡献。他还写出了《学习上海市选拔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情况汇报》，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朱克家是1969年5月从上海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勐腊县勐仑公社插队的知识青年。他放弃去条件较好的傣族的生产队，来到条件艰苦的爱尼族居住的偏远山寨当小学教师。为了过语言关，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学会了爱尼语，还学会了开拖拉机和剪裁、缝纫。这样，山寨就可以用拖拉机耕田以及带动碾米机，从而使社员们摆脱了传统的繁重的舂米劳动；他用缝纫机帮助社员们裁剪、缝补衣服。在知识青年开始有人回城进工厂、上大学时，公社党委根据朱克家的突出表现推荐他去上大学，但是他自动放弃了这一机会，心甘情愿地继续留在爱尼族山寨，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江青发现了朱克家的先进事迹，立即和姚文元商量，组织力量宣传，并把朱克家写的《我深深爱上了边疆的一草一木》发表在1973年第五期《红旗》杂志上，这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时期是根本不可能的。在酝酿“十大”中央候补委员时，江青力排众议，极力主张把朱克家选上，这更是破天荒的事。这也表现了江青坚决支持革命的新生力量、高瞻远瞩的胆略和气魄。

　　孔老二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竭力维护剥削阶级的等级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士。”都是统治阶级欺压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吃人礼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体现了与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在这场伟大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旧的习惯势力的干扰和破坏。其中之一就是有些单位和个别人，认为接受和安置知识青年是种额外负担，所以有的地方对知青工作做得不好。李庆霖原是福建省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因敢于反映下面的真实问题而被刘邓路线错误地打成右派，后甄别。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他坚决支持子女到福建最贫困的山区插队。可是由于得不到当地政府的积极帮助，他的子女生活陷入极度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李庆霖冲破重重阻力，于1973年向毛主席写信，如实反映问题，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并立即复信，把他誉为“反潮流”的代表，同时馈赠人民币三百元，嘉奖他的革命行动。江青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建议把毛主席的复信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国，供大家学习。于是，在报刊杂志上对李庆霖的反潮流的精神进行宣传和赞扬。李庆霖在1973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论反潮流》，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谈了学习毛主席“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心得体会，表示不怕杀头坐牢、“身败名裂”也要反击各种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潮流，在当前特别要批判林彪集团污蔑“上山下乡是劳改”的极右实质。

　　教育战线一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最重要的阵地。用“师道尊严”来压抑青年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扼杀他们的朝气活泼和反抗传统道德的天性，是剥削阶级在教育工作上的杀手锏；用“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老师的法宝”来禁锢青年学生的自由发展，罪恶地把长期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子弟拒之教育门外，是近代资产阶级在教育工作上洒下的迷魂药。江青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支持反潮流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她听说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五年级学生黄帅1973年9月写了一封反对“师道尊严”的信，立即督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予以支持，先登在《北京日报》内部刊物上让大家传阅。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她告诉负责北京市教育工作的迟群、谢静宜，应该接见黄帅，给予表彰。随后，《北京日报》1973年12月12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黄帅反对师道尊严的信和她的日记摘抄，《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写道：“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涉及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编者按还提醒人们“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要反对教育革命的“促退派”，“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等等。《人民日报》于12月28日转载了《北京日报》的内容，并加了自己的编者按，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同时“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1973年7月，毛主席的侄儿毛远新来北京汇报工作。毛远新与江青的关系非常好，他从小跟着江青长大，受到江青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江青也一直视毛远新为己出，对他严格要求，悉心培养，从政治上把他教育成材。这次，江青和毛远新谈到教育革命的一些问题。江青说：“自从七○年恢复高等院校招生以来，先是受到林彪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一批判林彪，又出现‘右倾回潮’，总是存在许多弊病。辽宁省的情况怎么样？”毛远新说：“有个张铁生的材料很典型，值得抓一抓。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完全违背了高校招生的本意，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不与旧的教育制度彻底决裂，教育革命是搞不好的，只强调考试分数就会穿新鞋走老路。”

　　江青见张铁生的材料写道：张铁生，辽宁省锦州市兴城县某公社的知识青年，一贯表现很好，现在担任生产队长，整天忙于工作和劳动。公社认为他符合推荐选拔上大学的条件，又经过了文化考查。可是辽宁省招生考试的数理化题目又偏又怪，难住了广大工农兵考生。张铁生敏锐地感到，这是要把工农兵拒之大学门外，于是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反映工农兵考生的实际困难，表示只要进入大学，专心学习，他们是会攻克科学难关，做到又红又专，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相反，如果只看分数，搞智育第一，文化至上，使工农兵无法深造，那就偏离了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

　　江青看后大加赞赏，认为张铁生有路线斗争觉悟，是一个有棱有角、敢于反潮流的优秀知识青年。她说：“用文化考试卡工农兵，就是把无产阶级寄予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她建议在报纸上展开对张铁生问题的讨论，提高人们识别路线是非的能力。于是，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了张铁生的信，并加了个题目《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辽宁日报》的编者按写道：张铁生在试卷背面的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提出的意见，“颇有见解，发人深省……”。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要报刊都以显著位置全文转载，痛击了高校招生工作中的“复辟回潮”。

   　　从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主席英明地提出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多次指出林彪是极右，这就把林彪集团造成的危害降到最小程度，把批判林彪引发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右倾回潮的逆流遏制住。同时，批林批孔的深入开展，结合现实进行评论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增强了人们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的信心。连一代文豪郭沫若，这位一直坚持尊孔反法、咒骂秦始皇、自称人本主义（人民本位主义）者、并且写了《十批判书》的代表人物，也接受了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有一首诗，直接批评郭沫若：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贤。），还主动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并写诗歌颂批林批孔，把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赞美为“春雷惊大地”。郭沫若的诗是：“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因穷隅。岂甘樗栋悲绳墨，顾竭驽骀效策驱。犹幸春雷惊土地，寸心初觉祝归趋。”作为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工农兵更是欢欣鼓舞，意气风发，干劲倍增。以工农兵学员为主体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在江青的帮助指导下，写了二百多篇文章，连续发表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其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为全国学习的文件。江青还把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作为自己的“点”，抓好农村的批林批孔运动。小靳庄“抓革命促生产”，，结合农村实际，写出了许多有分量的批林批孔的文章，激发了社员的革命积极性，农业产量连年提高。上海江南造船厂自行设计制造、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1973年就已经建成，但交通部远洋司的所谓专家及党内走资派硬说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不让远航。在批林批孔中，广大工人贴出大字报，批判奴隶主义、爬行哲学，批判洋奴思想，坚决要求“风庆”号远航。江青知道后，与上海的有关领导一起，积极支持工人阶级的行动，终于使“风庆”号远航成功。

　　总之，江青积极参与的批林批孔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无产阶级革命，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物质生产都产生了极大的飞跃。据统计，一九七三年，全国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百分之八点四；粮食比一九七二年增产四百亿斤，增长百分之十点二，棉花增产一千一百万担，增长百分之三十点八；平均每个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点八。全民所有制工业全年劳动生产率比一九七二年提高百分之三点三；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九，超过上一年增长百分之六的速度；每亿元工业总产值消耗的煤炭、木材、烧碱和纯碱，每亿元基建投资消耗的钢材、木材和水泥，都比前两年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工业产品质量大幅度上升。财政收入比一九七二年增长百分之四点六。这些都有力地回击了右倾回潮逆流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批林批孔、对开展“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革命的无耻谰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