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七五年，江青和左派同志分析形势时说：“主席六六年给我的信中就预言‘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现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牛鬼蛇神是个形象的比喻，凡是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阻挠社会主义前进的反动势力、反动人物，都是牛鬼蛇神之列，我看，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也是牛鬼蛇神。”江青把自己的这个看法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严肃地说：“你的分析没有错，可你总是锋芒毕露，斗争性那么强，还要求那么完美、纯洁，使我既喜欢又担心。现在我活着可以保护你，但我死了看你怎么办。我曾多次举过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的信，你还记得吗？”
江青当然记得，“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这两句话是铭记在心的，可是一遇到坏人坏事坏现象，她总是沉不住气，有话就想说出来，往往冲锋陷阵一马当先，这也是性格使然。江青为了改掉这个毛病，提出在政治局会议上认真检查，严格要求自己。毛主席同意了她的想法，也考验一下政治局同志经过这几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水平，为自己百年之后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问题做好准备。于是，毛主席1975年4月23日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以下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提政治局一议。”根据毛主席这个提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应该是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提高马列主义认识水平的会议。
江青历来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事事跑在前面，从不以毛主席夫人而特殊不认真执行。她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并欢迎大家给自己提意见。当时周恩来总理生病住院，他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要求在这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来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主席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于是，邓小平就利用窃取的权力，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歪曲毛主席批示和讲话精神，煽动一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情绪的人，对江青大肆围攻，妄想整垮以江青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他整顿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扫去障碍，从而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一下就彻底暴露了邓小平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庐山真面目。这正是毛主席“预演”中的重要效果，“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以江青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遵照毛主席的教诲，沉着气，冷静观察邓小平的动向，看他到底能否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但是，邓小平是个阴谋家，资产阶级两面派，顽固到底的右派分子，他把毛主席的信任，江青等革命同志的谦虚和退让，认为反攻倒算的时机已到，举起“整顿”的破旗，进行了充分表演。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也经常受到他的欺骗和蒙蔽。
先看右派。从1975年5月到10月，右派分子的祖师爷邓小平有如下言行：5月21日和5月29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和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都声嘶力竭地讲：“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那么什么人符合呢？他说：“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不怕“被骂作‘还乡团’”、“被指责为‘复辟’”的人。他找这些人干什么？镇压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把那些“捣乱分子”管制起来，依靠资产阶级分子去“搞生产”，“搞科学技术”，建立“规章制度”对广大劳动者“管、卡、压”，他叫喊：“现在搞制度，宁肯要严一些。”6月份，邓小平下达文件，对钢铁工业进行“整顿”；7月份“整顿”工交战线；8月份向国防工业开刀，对批判“管、卡、压”的革命干群进行反批判，并说当时的形势是“积重难返。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9月份，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要对农业进行“整顿”，诬蔑“粮食生产还不如解放初期”；10月份，邓小平完成了他翻案复辟的“杰作”——《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提出了臭名昭彰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清华大学的刘冰写信告革命左派迟群、谢静宜；张天民写信告江青；全国各地谣言四起，矛头直接对着江青等无产阶级革命派。邓小平还在1975年7月初选派了心腹、翻案复辟的右派干将胡耀邦去“整顿”科学院。胡耀邦依靠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了个《汇报提纲》，反对“开门办科研”，反对“自力更生”，批评了“让科技人员下放劳动或在生产岗位顶班劳动”的正确做法。他还向邓小平建议，解决知识分子的“房子、炉子、孩子、妻子、车子”问题，要“五子登科”，让劳心者高居于广大劳力者之上，重新制造“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恰恰相反，他们要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更为可贵的是，他们经过这次伟大的预演，路线觉悟大大提高，阶级立场无比坚定，分辨是非的能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他们的经验教训是可贵的，收获是丰硕的，遇到任何阶级斗争的风浪，都有了抵御的能力。江青看着各地报来的材料，心里无比高兴，并不时向毛主席汇报。
马天水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1931年入党的老同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考验，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被选为中共九大中央候补委员、十大中央委员。马天水对邓小平知之甚深，他经常向上海的革命同志说：“邓小平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文革前他出外视察，在专列上打桥牌，到了目的地也不车，让别人在牌桌上向他汇报工作，生活十分腐化。我们革命派要警惕这个人。”他听了邓小平在全国部分省市工业书记会议上关于整顿的讲话，睡不着觉，给毛主席写信：“邓小平的讲话不对头呀，他说工业整顿，‘积重难返’，他把当前形势说成什么样子啦！还说‘矫枉必须过正’，这是要‘矫’到哪里去呀！这不是要纠偏吗？他就是想要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到上海送走外宾，专门把马天水叫到他的住处进行“策反”工作。邓小平说：“马老哪，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人就是跟我们过不去，最近又借批判经验主义开始揪老干部。毛主席批评了这些人，你要注意站好队呢。”邓小平停了一会接着说：“你在北京有哪些老熟人？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老同志谈谈，象李先念同志，余秋里同志，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我们老同志要团结在一起。”邓小平还说了许多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话，不指名地把矛头对准江青、张春桥等同志。马天水除了当面以上海的大好形势对邓小平作了委婉的批驳，并立即向中央写信，报告邓小平攻击革命左派、搞帮派拉拢、进行非组织活动，妄想挖上海的墙脚等等情况。
周恩来一直是复辟派妄想利用的一面旗帜，在周恩来的最后的日子，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几次三番到医院策动周恩来支持他们对江青几个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下毒手，都遭到周恩来的严词拒绝，并劝告他们悬崖勒马，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和江青搞好团结，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当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与江青说：“恩来是个好同志，可惜他没有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看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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