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

  关于当前中国的社会性质（之二）

再看农村情况。

    修正主义反革命集团掌握政权以后，立即瞄准了农村，首先把农村作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突破口。他们利用那些落后农民的根深蒂固的小生产小私有的思想意识，彻底瓦解了社会主义农村经济，将集体土地分割成小块，由农户个体经营，强行解散了人民公社这个社会主义的农村体制，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方向，倒逼到由每户农民分散经营小块土地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上。这是一种没落的没有任何前途的小农生产方式。它不仅技术落后，而且绝对没有条件和力量按先进技术要求来装备农业，无力抗御天灾人祸，时刻都在两极分化，不断地破产，不断地产生贫穷，极少数人变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统治集团鼓吹单干并不是为了农民发财致富，它所图谋的正是利用小生产经济的没落和破产，把农民同土地亦即生产资料剥离开来，不仅解决了资本家和地主对土地的需求，而且解决了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储备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后备军。资本主义复辟了。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在农村消灭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占有和垄断，废除了剥削制度，实行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这是农民求得解放的第一步。而第二步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农民组织起来，告别落后的小生产小私有的生产方式，把农民吸引到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经济上来，克服小农经济的固有弱点和劣势，发挥集体经济的优势，逐步地用先进技术和先进的农业机械来装备农业，从根本上发展农业生产力，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大农业；逐步地改造农民，改变农村和农民的落后面貌；避免两极分化；以求得农民的彻底解放。经过土地改革，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化，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最根本的任务。社会主义的农村，不仅为我国人民稳定地提供了充足的放心的农副产品，而且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济作物原料，为我国的工业化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由于不断发展壮大的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优势，由于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的种种需要，由于几亿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从几个方面为我国的工业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市场和经久不衰的持久的动力。

    可是，当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被修正主义集团瓦解以后，人们在农村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切割小块土地分给农民个体经营，短时间内满足了农民小生产小私有的心理，但是，农民由此而迸发出来的小生产小私有的积极性，不仅没有持久，反而很快就灰飞烟灭。他们在不断昂贵的农业生产成本面前，在各种不合理的劳役和费用的摊派面前，在外国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竞争优势面前，在各种自然灾害以及在腐败的各种盘剥面前，这种单个的软弱的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劣势暴露无遗。农民被盘剥被压迫的喘不过气来，他们越来越感到困难，越来越感到无助，指望种田发财只是幻想；加上求医看病以及子女上学的昂贵支出，他们甚至感到维持生活都日益艰难。许多农民只得自动放弃土地，背井离乡，为城市资本家出卖劳动力。小农经济日益破产，小块土地根本没有给农民带来财富和希望。农村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农村的经济社会资源越来越高度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毫无权利而无法染指公共资源的广大农户日益贫困。由于小农经济的破产，在耕地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在中国反而出现了大面积“抛荒田”的怪异现象，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业基本建设成果化为乌有。近来，政府鼓吹的粮食“九年增”也是虚假的。粮食产量主要依赖于种植面积和单产，而在种植面积逐年减少的情况下，据以统计的粮食播种面积竟然几十年来基本不变（见2013年6月3日《经济参考报》）。另据报载：湖北监利县的农民，虽然于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但农民并没有好起来，依然贫穷。粮食价格低，种田成本高。2010年的种田成本至少上涨30%，2011年涨幅更大。农民种田难以为继，只好放弃耕作到城市打工。剩下的劳动力大多在15岁以下50岁以上（见2011年7月5日《参考消息》）。如果说这只是一个县的情况，不足以代表全部，那我们再看看全国的情况。国家农业部的官员对于分田到户后的农村状况也有一个总的估计。2011年7月12日的《新华每日电讯》对此作了报道。农业部的官员指出：目前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经济发达地区接近60岁，成为困扰农业发展的难题。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留下大量老人打理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能种多少种多少，够自己吃就行。农业部的官员分析说，老人农业现象直接引发三个问题：农业生产进度常受影响，传统的精耕细作方式逐渐被“懒人农业”替代，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备推广难。农业部的官员认为，解决“老人农业”的办法有两条，一是鼓励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二是推广农业机械化并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位农业部的官员所描述的正是农业生产力遭到全面破坏、农村和农业陷于困顿的景象。他对于中国农业状况的忧虑，反而无情地揭露了分田单干的失败，说明田园牧歌式的小农经济终于彻底崩溃。在解决办法的两条措施中，第二条措施是实现不了的空话。因为，既然“老人农业”、“懒人农业”使得“农业生产新技术新设备推广难”，又何以谈得上“推广农业机械化并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呢！至于第一条“鼓励土地流转”的措施，则是资产阶级求之不得的办法，是修正主义的“改革”方向。因为通过土地流转，恰恰可以迫使农民“自愿”地同土地分离，把土地集中到少数有钱人——地主资本家手中，解决城乡资产阶级对土地的需求。

    发展现代化的大农业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这是一条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提高农业生产力，避免农村两极分化，避免压迫和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另一条道路是在土地私有化的基础上，将土地大规模地集中到私人即地主资本家手中，至于农业是否发展、如何发展，则以地主资本家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来决定。换句话说，农业的发展，不是按照科学技术条件和社会需求，而是完全以地主资本家的利益需求为转移，而地主资本家的这种利益需求则是依靠使用雇佣劳动，榨取劳动群众血汗来实现。这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是压迫农民剥削农民的道路。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实行私有制的国家就一定能够实现农业的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全世界大约200个国家和地区实行私有制，其中大部分的经济社会都很落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只占其中的百分之十几。地主资本家大量集中土地，必然以广大农民丧失土地重新沦为雇佣劳动者为前提。否则地主资本家就会一无土地二无劳动力，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制度，并不是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和它所代表的权贵资产阶级的需要，与他们所图谋的以土地私有化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农业制度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之所以“分田到户”，只是为了瓦解社会主义的农村经济而为资本主义让路，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在小农经济肯定破产的基础上，设法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创造条件。这也同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必须把劳动群众同生产资料剥离开来，以便资产阶级占有它。在中国农村，“分田到户”以后的困境如此迅速地到来，小农经济如此迅速地破产，令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及其御用文人们欣喜若狂。他们本来估计这种局面的到来，时间可能要长一些，因而为了稳定农民，为了稳定地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曾经许诺当然也是欺骗农民说，小农经济的体制“30年不变”、“50年不变”，甚至说过“100年不变”。而今时机成熟了，终于可以迫使农民“自愿”交出土地了。他们利用落后农民的小生产小私有的意识，瓦解了社会主义的农村经济；如今又利用农民破产、农业陷入困境，假惺惺地摆出一幅“顺应”农民愿望的姿态，包藏祸心地鼓励农民“土地流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土地的私有化进程开始了。其实，这个私有化进程早就开始了，现在不过是可以公开地在农村推行资本主义的土地集中了。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还信誓旦旦地说，这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土地流转”，是为了帮助农民致富。权贵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张维迎之流，一直在欺骗中国善良的农民，说什么农民手中的耕地资源、宅基地资源不能变现，是他们不能致富的根本原因。怂恿农民以土地入股或是出让土地的办法来达到致富的目的。（见2007年12月17日《学习时报》）。其后，据2011年11月13日东风网、14日《新京报》报道，又有一个经济学家、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郭树清，在2011年财新峰会上提出，要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就要让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为此，他主张采取十项措施，其主旨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开放农村土地市场。他提出，先从政策上后从法律上，明确农民对承包地和宅基地拥有长久的使用权。他强调，“这种长久使用权可自愿、平等、有偿转让，其他投资者可放心使用。”请看，这就是郭树清所说的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主要目的。说白了，就是让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把土地集中到地主资本家手中并且长久性的占有，实际上是永久性地占有。郭树清明明知道小农经济穷途末路、肯定破产，为什么反而提出要从法律上规定农民对宅基地和承包地拥有长久使用权呢？咋一看，似乎是为了农民，其实是为了让肯定破产的农民自动献出土地，把“长久使用权”送给地主资本家，好让“其他投资者”即地主资本家放心地投入使用。郭树清太聪明了，绕了一个弯，既解决了从立法上确保资产阶级对土地的永久性占有，又博得了为农民着想的桂冠。这种为了资产阶级需要的“土地流转”肯定发生，而且已经发生，因为小农经济肯定破产。张维迎和郭树清之流很卑鄙，明明是资产阶级需要土地，他们对此却缄口不言，反而引诱农民为了“致富”主动让出土地，实在是剥削阶级的忠实奴仆。据2010年9月14日《新京报》：重庆市从2010年8月开始，在未来十年，将有1000万农户全部整户退出土地，包括农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等。今明两年（2010——2011年）集中转户将达300多万户，目前已有6万多户退出土地进城。重庆市政府准备按每户农民6.7万元的成本来完成这个把农民从土地剥离开来的过程。这是全国驱赶农民，腾出土地让给资产阶级使用或占有的一个缩影。另据2010年9月23日《南方周末》报道：今后20年，中国将解决4亿农民市民化问题，其代价将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这就意味着将有4亿农民全部退出土地。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中国，也就意味着将有更大量的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供他们占有使用或开发。

    按照人类历史的进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农业人口的数量将逐步减少，城市人口的数量将逐步增加，城镇化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它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社会主义的方向，一是资本主义的方向。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需要的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的城市化文明。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则不然。他们所推行的城镇化道路，以私有制为基础，建立在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制度之上，是压迫剥削劳动群众的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文明。为了推行资本主义城市化，他们也需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他们像欺行霸市的把头一样，用强行的低价赎买和欺骗利诱的办法剥夺农民。被剥夺的一无所有的广大农民，只能在城市或农村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生活。失业的命运或者失业的威胁将始终伴随着他们，他们只能成为任由资本摆布和宰割的奴隶。社会主义的农业和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城市化和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它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仍然是所有制问题。只要无产阶级不重新从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手中夺回政权，这个土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进程就不会中止，反而会加速进行；农民被奴役的命运就不会终止，反而会更加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