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三部曲”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 2017.10.26帝国代理 作者按：不出所料十九大上，除了和以往一样空话、废话、谎话连篇外，现在又多出了个马屁成片。什么“十九大报告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什么“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越来越强”、什么“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
如今有个现象：大领导们在各种场合尽量避开“共产”不讲，只讲“党”的领导。这让广大民众惶惑不已，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不要共产，只要党的党，到底是个什么党？” 当年，国民党蒋介石也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口号下，大干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今天，他们继承了国民党蒋介石的衣钵又打起“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号把已经获得解放的中华民族又打入到被剥削、被压迫的牢笼里。又用蒋介石‘中华民族复兴’的无汁奶嘴、哄骗糊弄着中国人民沉沉睡下，大作“中国梦”，以便盗贼们更好、更放心大胆地偷抢中国。 更令人吃惊的是，从江、朱的“三个代表”，到胡、温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今天习、李的“习思想----中国梦”都有“中南海第一智囊”王沪宁的贡献。如此看来，他们都在系统地执行着一个人的理论，向着一个方向！真不知道，江朱、胡温、习李们到底有没有自己思想，还是像演员背台词执行导演的意志那样，只是个被人指使的傀儡呢？
那么，我们又不禁要问：王沪宁又是在执行谁的意志？“王氏三部曲”又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 中国人是要得到教训的，他们不被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剥夺到一穷二白、饥寒交迫的程度是不会切身体验到毛主席的好。他们还会高呼“小平你好”，在沉睡中大做“中国梦”！ 【附件】曾飞：王沪宁教授的理论混乱 2013年7月06日 09:58 2007年10月23日大公报《“中南海第一智囊”王沪宁》：提起王沪宁，他在学术界的名气甚至比在政坛更大，有人把他视为新时期学者从政最抢眼的人物。身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堪称中南海“第一智囊”。他在刚结束的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晋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继邓力群之后，又一位理论界人士担任书记处书记。从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儒雅学者王沪宁的贡献颇多。同时，他影响了一代学者投身政治，形成中国政坛一支不可多得的重要力量。……最为重要的是，王沪宁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学者官员之一，他多次负责党内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2002年，王沪宁当选中央委员，2003年4月出任政研室主任，滕文生转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和他所率领的中央政研室，为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创新夯实了学术基础。 王沪宁教授的政治影响如此之大，也许是中国“新时期学者”之大幸。但不幸的是，不难发现，由王沪宁教授主导的新理论出现了严重的理论混论，这可不是中国学者的光彩。听之任之有可能误党误国，不利于中国人民。由此，不得不略加评论。 首先是王沪宁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的“三个代表”新理论。 王沪宁教授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的逻辑推演并未公开披露，无以评论。但其新理论的研究结果，也就是新理论的基本框架在党的喉舌上集中表述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只能从理论结果来评论王沪宁新理论本身存在的逻辑问题。 王沪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政治活动是由一定的主体来完成的。研究政治活动首先要确定政治活动的主体。政治主体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从总体上看，政治活动大体上有两种主要的类型：⑴个体性的政治主体；⑵集体性的政治主体。这类集体性的政治活动主体是政治活动最基本、最重要的主体，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主导力量，集体性的政治活动主体更能决定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活动的内容和样式。政治活动的主体有四个共同的特征：第一，政治活动的主体都有自己的特定的利益。这些利益是从一定政治活动主体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利益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政治活动主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生活决定。第二，政治活动的主体有自己的特定目的。第三，政治活动的主体受到一定观念和思想的指导和支配。这些观念，有的固定地体现在政治活动主体的纲领和意识形态中，有的没有这种正式的表现形式。第四，政治活动的主体的实践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政治组织形式可分为两种基本的形式：一种是政府性的组织形式；另一种是非政府性的政治组织形式。（按：可以指政府或政党）……第一，政治关系最基本的意义在于它们主要体现了一种阶级关系。所有这些关键都以某中方式反映着一定的阶级关系，个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和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首先都受到阶级关系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说每一种政治关系都直接表现为阶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关系更多体现了人们内部的关系。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政治关系才是阶级关系的表现。…… 《共产党宣言》：“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恩格斯解释说: “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 “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4页）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里指出：“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 显然，王泸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已经逐步地背离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并不是说每一种政治关系都直接表现为阶级关系。”“在一定的条件下，政治关系才是阶级关系的表现。”有意模糊政治斗争的本质。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分明是“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显然，社会政治活动的主体就是阶级，在当今世界主要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主体。而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被官僚资产阶级所抑制，无法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在现阶段主要就是无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两大主体之间的斗争。 （毛泽东说过：“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王泸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掩盖政治关系、政治斗争的阶级本质，刻意模糊政治活动的主体，这为此后把政党上升为阶级之上的政治活动主体埋下了理论伏笔。 到了“代表”理论的提出，政治活动主体显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了，政治活动主体不再是《共产党宣言》里的“无产阶级”或“绝大多数人”了。已经暗暗地修改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也就是赋予共产党代表了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的特殊地位。以此解决了“执政合法性的问题”。美国政治家也欣然承认了这个合法性。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戴维·香博)对记者发表评论：“在西方的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看来，“抛开意识形态”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30年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这段时期里，中国的执政党和领导人主要根据务实的考量以及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作出了许多重大政策决定，而不是根据抽象的意识形态来作出政策决定，就像毛泽东主义时代经常出现的那种情况。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在西方，我们称之为“归纳式”决策(以事实为依据作出评估)而不是“演绎式”决策(以理论或意识形态为依据)。”“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证明了它的合法性，很好地保护了国家利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发展了国家经济，而且改善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难道与意识形态无关吗？不是，是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摆在首位和第二位，也就有效挤兑了“意识形态”，让它名存实亡。所以美国专家欣然认可，因为“抛开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而给予了“中国共产党证明了它的合法性”的高度肯定。(来源：2009年09月21日新华网《美国专家：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表现相当不错》)由资产阶级的专家来肯定“无产阶级”的理论，如果这样的理论本身不混乱，那怎么可能呢？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 “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按：如今却执意用“代表”理论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维护党内特殊利益阶层的特殊利益）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按：前提是“无产阶级”是政治活动、阶级斗争的主体，共产党只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部分，这个先锋部分就必须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否则它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部分，没有了无产阶级是主体，共产党成了主体，那么共产党人代表人民利益的提法，内涵就完全变了，对此马克思早有分析）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按：这就是如今的“精英治国”，用精英和他们的顶层设计来代替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并宣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按：于是代表理论也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突出）在他们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按：人民大众愚昧无知，只能由精英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代替他们活动）” 于是，第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提法也就变味了，也就是回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论点上去了。其实这样绕弯弯的“新理论”和茅于轼直接叫喊“我提倡精英治国，但精英必须代表草根”的歪论并没有什么区别，本质涵义一个样。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王天下的合法性理论来看，数千年前就产生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姜尚《六韬·武韬·顺启第十六》）“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篇》)的民本思想。到了近代反而倒退了，朱熹理学把“君为臣纲”尊为天理，倡导“灭人欲，存天理”把君主的统治权力归结为来自天理而非来自人民，彻底抛弃了传统的人本思想，构筑了最反动的统治合法性理论，把中国拖入了最黑暗的社会状态之中。而茅于轼的“精英治国论”就是这种腐朽传统的回光返照。绝对不是什么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此外，表述“代表”理论的命题本身在形式上混淆逻辑层次，违反逻辑原理，形成了逻辑混乱。 人们从逻辑学知道：“在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中，外延大的概念称为属概念，外延小的概念称为种概念。由于属概念与种概念分别反映不同层次的对象，因此，在语言表达中，属概念与种概念一般不能并立使用，否则，会使部分外延被重复断定。”（来源：《普通逻辑学教案第二章概念》） 而“人民”属于政治概念,人民包括劳动者和其他社会成员；“生产力”属于经济概念，生产力包含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要素；“人民”、“生产力”与“文化”里的概念显然也不是同一层次的概念。按照逻辑学的常识一般不能并立使用，否则会使部分外延如劳动者等被重复断定，造成逻辑混乱。而“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命题恰恰把“人民”、“生产力”与“文化”等不同层次里的的概念并立使用，这样的逻辑混乱很容易造成理论混乱。而理论的混乱也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在理论混乱的情景下，诸如茅于轼之流也就敢于断言“劳动不创造价值，交换才创造价值”，这就影响到东莞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板们更注重抢到外贸订单的交换活动，而鄙视劳动和劳动者，傲气十足地欺负农民工，以为自己在养活他们。结果导致了农民工的大规模逃离，自己制造了用工荒，从而迫使东莞走向破产。又如，在理论混乱的情景下，许多官员也就敢于自以为是“人民”、“生产力”与“文化”的总代表，高高在上目空一切，以父母官自居，大权独揽，任意主观拍定城镇化规划，暴力抢夺农民的耕地大量建设鬼城，以满足官僚集团自己保值大量腐败得来的不义之财的需求，使国内经济发展陷入一片混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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