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革命家列宁（一）-----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

职业革命家列宁（一）

——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

作者：张耀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不管后来中国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有一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值此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之际，我们说，青年同志们，向列宁学习吧！

100年前，一批俄国的职业革命家领导工兵大众夺取了国家最高政权，人类历史上工农首次获得了当家做主的地位；10年后，在他们的帮助下，一批中国的职业革命家率领工农兵举行了武装起义，历经2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后同样夺取了国家最高政权，拯救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今天中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首先就是要纪念我们的良师益友！二十世纪是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十月革命正是在这个世纪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就是开创者中最杰出的领袖，我们应该向他致敬。

列宁，出生于1870年，恰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跨入帝国主义的阶段。17岁时进入喀山大学读法律专业，大一时因闹学潮被开除。次年在喀山参加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并开始研读《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21岁时以校外生的资格通过了彼得堡大学的毕业考试，并被授予优等生毕业文凭，获得律师助理资质。此后他除了以此为身份掩护外，从没有正式从事过一天的职业律师生涯。他不以职业律师去谋生，却以职业革命摧毁了一个旧制度。

据史料记载，他毕业后的七八年时间里，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革命组织的建设和理论的批判。22岁时首次组织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还写下了第一本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1892年）；24岁时写成《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对民粹派进行了全面批判和清算（1894年）；25岁时在彼得堡创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5年），同年12月因此被捕入狱，在度过了14个月的狱中生活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三年，29岁在流放地完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1899年）；1900年跨入新世纪之际，30岁的列宁前往德国莱比锡创办《火星报》，实施他的建立全俄职业革命家组织的计划；至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的17年间，他几乎一直流亡在国外。

一、革命的支点——职业革命家组织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有一句科学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列宁则借喻讲了一句革命的至理名言：“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朴实的农人也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给我个牛鼻子，我就能牵走一头犟牛！”由此可见，无论要成就一番什么事业，不管是经营某种商品，还是经营江山，传播一种主张，不管条件有多大差别，以何种方式把同道者聚拢在一起，是首要的关键的条件，是普遍的规律。因此，干革命拥有一个革命家组织，对革命取得成功至为关键是不言而喻的。

列宁尤其强调要建设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宁波市委党校一位学者刘彦昌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一概念的内涵有较好的梳理，我们这里直接引用他的考证：

列宁明确提出“职业革命家”这一思想是在1900年，系统阐述在1902年的《怎么办？》和1904年的《进一步，退两步》两文中。其基本内涵是，第一，职业革命家的存在是有前提条件的：一是在进行革命斗争时期，尤其是在俄国沙皇专制制度下，革命者同政府进行政治斗争随时都面临着“被捕捉”的危险，使斗争无法继续。二是革命时期群众的觉悟水平不高，不能指望他们自动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要进行有效的政治斗争并能够胜利，组织具有特别的决定意义，“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因此，职业革命家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是在俄国社会环境下的不得已选择。第二，职业革命家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这种职业革命家应该具备这样的品格，不是为了权位，而是能够牺牲个人利益的具有奉献精神的先进分子，是“一些不仅能够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够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二是职业革命家是有领导身份的革命运动的组织者。列宁明确指出，“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三是职业革命家担任领导职务，掌握权力的领导身份要相对稳固，不像马克思时期那样，党每年都严格按期召开代表大会，对党的领导人进行改选。四是职业革命家是集权的，工作具有秘密性，责任是“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把一切秘密工作如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各城区、各工厂、各学校指定领导人员等等集中起来。”他们一经选出后，即赋予他们因势而变的全权，实行集权的体制。五是这种职业革命家的人数是很有限的，只能是“十来个”，是“‘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职业革命家也不是越多越好，“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愈难被‘捕捉’”。

1、初生牛犊不怕虎

今天对我们来说，布尔什维克是一个闪耀着光辉的名字。但是，在它出世之前，却像一个难产的婴儿，是经历过生死才降临人间的。要讲清楚这个过程，我们首先必须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说起。

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使沙皇俄国在1861年实行改革，废除了野蛮落后的农奴制，以便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所需的自由劳动力。但是，沙皇贵族实行的所谓改革，首先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不但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同时又引来了杀人不见血的资本，这更令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对沙皇的十二分痛恨。他们密谋组织，自称是人民的精粹，故有“民粹派”之称。暗杀沙皇和鼓动农民绕过可恶的资本主义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他们的两项主要主张（他们认为，俄国农民村社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和基础，农民是“本能的社会主义者”和“天生的革命者”）。其中一部分民粹派建立了密谋组织叫“民意党”，专司暗杀活动。1881年终于成功刺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它并没有唤起人民的觉醒，更没能推翻沙皇制度，其结果却是对民粹派自身的大规模清洗。然而，民意党人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暗杀活动，在1887年他们准备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被警察机关提前破获，所有参与者被判绞刑，其中就包括列宁的哥哥。

俄国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二十世纪初的俄国还算不上“纯粹”的帝国主义）几乎同俄国资本主义的最终确立同时发生。到十九世纪末，鉴于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挫败，以及俄国资本主义的极速发展，工人运动的高涨，国际工人运动中心由德国向俄国转移（即革命由西向东转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到工厂中去，到罢工的工人中间去，仿效西欧社会民主党建立政党去，就成为了这一时期俄国进步知识分子革命运动的主流。但是，俄国是一个介于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和尚未觉醒的东方之间的国家，政治上的突出特点是，沙皇俄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警察国家，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是绝对被禁止的。但是，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没有政党何以革命，何以获得政权！1898年3月1日，分别来自四个城市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四位代表，以及《工人报》社和崩得（犹太无产阶级派）的五位代表，共九名知识分子（列宁尚在流放中），在当时俄国比较偏远的明斯克市的一个铁路工人家中，以给这位工人的妻子举办命名日晚会为幌子，召开了被载入史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位于当时明斯克市扎哈里耶夫街133号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

会议进行了三天，没有作记录，也没有形成党纲和党章，只进行了一次选举，选举产生了三位中央委员；作了一个决议，即以五票对四票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并决定会后由三位中央委员起草宣言并向外界公布党的成立。“工”字在会议讨论时因分歧太大没有被采纳，还是在代表大会之后起草宣言时，经两位中央委员同意加进去的。所以在相关文献中，正式叫法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非正式叫法也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1903年党的二大出现分裂后，就流行起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叫法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引起了欧洲各大国的社会民主党的兴趣。德法英等国工人阶级报刊相继转载了代表大会的宣言。盛赞在沙皇俄国专制条件下成功建立这一政党的伟大壮举。此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参加历届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和第二国际的一些执行机关。

但是，这种单纯为了建党甚至个别人为了名垂青史的举动，今天看来自然是过于草率。简单仿效西欧民主制度下的建党方式，也给俄国初始革命者带来了灭顶之灾。据1964年版的《苏联共产党史》中记载，仅在代表大会召开后不到十天的1893年3月11日至12日的一夜之间，警察就袭击了欧俄27个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约有500人被关进监狱。在全国各地每个稍大一些的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几乎都遭到了摧毁打击。此后积极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至多只能工作三四个月即被抓捕，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加入社会民主党组织而又缺乏斗争经验、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深刻了解的青年（此时期只要积极为党工作，无需履行任何手续即可被承认为社会民主党人）。

此后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就像列宁所说的：它好像用尽了全部力量，又回到了过去的分散状态。

我们再以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来进一步说明。

读者熟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是社会主义的俄国，委派革命者来到中国一手推动建立起来的，是俄国社会主义者输出革命的产物（当然，拯救中华民族而又前途暗淡的中国仁人志士渴望寻找到一条新路是其内因）。它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来到中国相当于是移花接木。但庆幸的是，它所产生和生长的过程却比俄国第一次党代会条件宽松一些，也更浪漫一些：帝国列强由于一战分赃不均而吵闹不休。在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时期，不会重视十三个平均年龄只有28岁的年轻人在一间房子里“空谈”什么革命。在一个没有主权，国家统一被撕裂的社会，俄国革命者即便从民族利益着想“瓜分”一块邻国的红色地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这个婴儿出生了，它渺小而无人在意。不过有人知道它有一个强大的新政权在抚养呵护它，甚至暂时不管它是什么主义什么主张。这个政治团体的领袖就是正在走投无路的孙中山。渴望美国资产阶级哺育而不可得又穷途末路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袖孙中山，此时是很羡慕新生的共产党的。但是，孙中山一方面在号召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获得俄国欢心，接受俄国资金援助创办黄埔军官训练学校，把共产党人吸收进他的地盘弥补自己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同时，这位具有资产阶级觉悟的领袖却能意识到这种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从而不断地提醒国民党同仁，领导权受到威胁时必须清除共产分子。但是，共产国际对蒋介石的轻信（曾给过蒋介石“共产国际执委名誉常委”的头衔），给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灭顶之灾，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时）蒋介石即发动了“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事件。

共产党人的愤怒是毫无疑问的。共产国际恼羞成怒，年幼的共产党人更咽不下这口窝囊气。那些在和平时期共产党前途灿烂的时候加入共产党的各色人物（我们不怀疑他们向善的愿望），面对大屠杀时可供选择的，要么是投降，要么是抗争。这并非是他们已经具备了共产主义觉悟的结果，更大程度上是一个人的个性品质所决定的（如贺龙、彭德怀等等）。随后在共产国际的主张下，仓促之中举行了南昌起义，接着勉强进行了广州起义，不得已利用农民抗租要求又发动了秋收起义。义气任性之下，面对强大又有准备的敌人，没有不失败的道理。随后，危难之中见英雄，中国式的列宁出现了——毛泽东，中国革命道路从此发生了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