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影响很大，留苏学生群体在这次会议上进入中央领导层，在中国革命从城市向农村战略转移的关键阶段，开启了长达四年的所谓“王明路线”时期。杨奎松在《王明上台记》以及《“中间地带”的革命》相关章节中[1]，对这段历史做了深入的研究，披露了不少罕见史料，基本清晰地勾画出了历史图景，但是他研究的重点在王明这一派，对作为对立面的罗章龙派叙述比较简略。徐保琪的《对有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几个史实的补正》披露了部分罕见的四中全会记录稿；[2]曹仲彬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日期、地点、出席人数问题》考证了关于六届四中全会的基本史实；[3]李海文的《东方旅社事件与李求实等人的被捕牺牲》考证了对反对派打击较大的东方旅社事件[4]；戴茂林、曹仲彬的《王明传》[5]对于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党内斗争进行了梳理，不过涉及罗章龙派的内容也比较简略。戴茂林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有关王明研究的几则史实辨析》[6]中，考证了涉及米夫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一些史实。郭德宏编的《王明年谱》[7]汇集了大量关于六届四中全会的史料，给研究者带来很大方便。卢庆洪的文章《罗章龙策划“第二中央”始末》[8]简要梳理了罗章龙另立中央的过程，但写的比较简单，而且体裁不是学术论文，有的地方不够严谨。

总的来说，史学界关于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党内斗争的研究，偏重于胜利者王明这一派，而对于试图通过激烈抗争取得中央领导权、但最终失败的罗章龙、何孟雄派，研究不够深入。罗章龙、何孟雄反对派从形成到走向分裂，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组织上的原因。反对派的形成，大致是因为政治上反对立三路线；反对派最后走向分裂，则主要是在组织上不满共产国际代表改组中央的计划以及对党内民主的压制。本文力图重建反对派从形成到失败的基本史实，并尝试分析当时中共组织面对的尖锐矛盾，李立三强调集中却犯下重大失误，罗章龙呼吁民主却走向组织分裂，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党不得不面对艰难的选择。

一、反对派初步形成，中共中央持续压制

（一）反对派在六届三中全会前初步形成

1930年5月到8月是立三路线最狂热的时期，以6月11日《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政治局决议为标志，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都采取进攻路线，白区党组织在这种盲动之中损失惨重。在这个阶段，反对派还没有形成，只有个别人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何孟雄一直是具有独立思想并且敢于公开表达的干部，他本来是江苏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是在1929年反对中央兼江苏省委的纷争中，被降职到上海担任沪东区委书记，后来又调任沪中区委书记。

在立三路线统治时期，上海通常每周召开一次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有时中央领导也参加。据时任闸北区委书记的黄理文回忆，在一次区委书记会议上，李立三公开宣称“工人要大干，不要小干，只要有人领导，一呼百应，罢工就能罢起来”。何孟雄当场起来反驳，认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在另一次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江苏省委常委、上海工联党团书记王克全也说过类似的话。[9]

但象何孟雄、王克全这样公开质疑的人不多，还算不上一个派别，后来属于反对派的很多人当时并不反对立三路线，甚至是立三路线的支持者。比如罗章龙就没有公开反对，在7月9日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起来反对6月11日决议的是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几个留苏学生，据王明说：“罗章龙那天虽然也出席了，可是没有说一句反对这个决议案的话，而且声明同意这个决议。”[10]据向忠发的报告，后来反对派的不少重要骨干都曾支持立三路线，比如“蔡伯真同志当时因为努力反对何孟雄同志而取得沪中区委书记，等到国际来信后，蔡伯真同志却又投入右派的营垒”；“戴晓云一向是立三路线执行者，等到立三路线揭发之后，他也由‘左’而跑到右”；“李求实、张昆弟、林育南等同志都是立三主义统治时期被称许为很进步的同志，但以后都成为右派中的健将”。[11]

1930年8月下旬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到上海后，传达了共产国际7月决议，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7月决议体现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重大战略转变，说明斯大林已经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开始把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向红军和苏区。在周恩来回国之前，斯大林当面叮嘱要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12]共产国际决议提出中国革命特殊性在于“斗争的群众不能一开始就占有工业中心”，“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时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苏维埃的运动，已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这一任务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13]

在周恩来、瞿秋白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时期，反对派初步形成，在何孟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些人。9月1日上海区委、产委联席会议上，何孟雄再次与李立三发生激烈冲突，何孟雄提出了“立三路线”的说法，他认为：“发生了许多工作上的弱点，是立三指导路线得来的结果。斯大林同志所分析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形势，与立三所说的不同。”[14]但是李立三不但没有接受意见，反而粗暴禁止何孟雄继续发言，并骂何是“取消派的暗探”，并且会后把何孟雄撤职。产委书记、印刷工人领袖沈先定在会上声援何孟雄，要求公布共产国际指示，也遭到压制。[15]

但何孟雄等人并不屈服，他们已经知道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评。何孟雄9月8日给中共中央写了《政治意见书》，意见书“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写的，而是开小组织会议讨论后写的”。徐锡根参加了这个小组织会议，他是政治局委员，较早听到了周恩来、瞿秋白传达共产国际决议和对立三的批评，并且把消息扩散了。[16]何孟雄在意见书中明确说：“我在工作检阅中有许多地方又遇到中央路线行不通，最近听说国际对于中央路线也有根本指示（决议案和电报），因此，要求中央宣布交全党讨论”。[17]

李立三坚持认为自己大体正确，只是策略失误，并说服周恩来、瞿秋白为维护中央的权威，不能承认路线错误。在9月12日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何孟雄如果“把国际路线和中央路线分开”，“可以动摇同志”。[18]在9月24-28日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右倾分子”作为拥有“右倾路线”的派别受到重点批评。全会决议案认为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只有一些策略失误，比如“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19]决议却用相当篇幅批评右倾分子“利用中央政治局策略上组织上的个别错误，不但造谣诬蔑挑拨离间，进行小团体的活动，而且宣传中央的路线和国际是不一致的”，“这些分子的领袖，又正好就是从二中全会以前、江苏问题的争论、反对陈独秀斗争的最初阶段以来，一贯的是反对中央的”，[20]这显然指何孟雄。

在瞿秋白的政治讨论结论中，罗章龙与何孟雄都受到点名批评，这说明罗章龙也已成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瞿秋白明确批评罗章龙右倾：“并不是以前过于注意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而现在是要将他放的很遥远的前途去。如果以为现在占第一位的是‘小范围的斗争’，那就是客观上是犯了右倾。章龙同志认为政治罢工和总同盟罢工现在不应当占‘第一位’，就是犯了这种错误。”[21]瞿秋白对何孟雄的批评更是升级到反党高度：“中共中央最近有一点错误，绝不是总的政治路线不正确，而右派机会主义的分子却利用来反党。我以为孟雄的立场显然是这样的”。[22]

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不仅在政治上压制了反对派，在组织上也是如此。这是一次扩大会议，出席的中央委员只有14人，中央审查委员2人，列席代表则多达20人，结果竟补选出15名新的中央委员，立三路线支持者江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和北方局书记贺昌都当选中央委员，李维汉还直接进入政治局。李立三虽然被要求去莫斯科接受批评，但仍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这很难让反对派服气，何孟雄在10月5日给总行委的信中说：“不是我的意见，如何承认，替人承认错，万事罪己，这种认错的态度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员认错的态度”，[23]这明显是拒绝承认六届三中全会的结论。

（二）中央在国际来信后计划紧急会议，但继续打压反对派

在1930年8月以前，共产国际并没有把李立三等的错误上升为路线斗争，在7月29日关于中共与远东局分歧的决议中，第一条就说“中共中央总的说来执行了正确的方针”。[24]但是，共产国际在周恩来、瞿秋白离开后，陆续收到后续报告，特别是8月1日和3日李立三等激烈对抗共产国际代表的会议记录，认为中共中央拒绝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威胁到了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体系。共产国际10月写信给中共中央，把批评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有了两条原则上不同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25]“立三同志的发言之中，有最危险的精神”，“就是说共产国际不知道当地情形，说中国的例外情形，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的理论。他竟敢于把对于共产国际的忠实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忠实互相对立起来，他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是“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26]

中共中央接到10月指示信之前，青年团的王盛荣、陈昌浩、陈绩之、凯丰、宋磐铭等留苏学生刚好准备回国，青年国际负责人要求他们自下而上反对中共中央的错误路线。[27]这些留苏学生大约11月初回到国内，传播了共产国际的新指示，何孟雄、罗章龙、王明等闻讯士气大涨。一时间党内暗潮汹涌，他们公开表达不满，积极进行小组织活动。温裕成提到：“一些同志从青年共产国际学校回到祖国后，他们说，萨法罗夫同志召集他们进行谈话，他讲到：‘在中国党内有盲动主义错误，以及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是很严重的，你们回到祖国后应该同它进行斗争。’现在基层有许多奇怪的情绪，无疑是因这些人散布了上述谈话。此外，他们还说，已经看过孟雄的声明并认为他的声明是正确的，而中央的声明是错误的”。[28]

中共中央11月16日接到共产国际来信后，表示接受批评，但同时继续压制反对派。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只承认三中全会“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同时，决议仍坚持“集中全力反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和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拒绝在党内公开辩论立三路线的要求，并强调“反对露骨的机会主义的曲解的企图”，这显然是针对反对派的。中央并不想召开新的会议，只想把决议“用通信方法询问所有的中央委员是否同意，并且把这一决议报告国际执委。”[29]

中央也不得不认可何孟雄的部分观点，但认为他的活动在组织上起着破坏作用。11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说：“应该召集那些已经知道共产国际来信的同志们（例如，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开一个会，并号召他们站在巩固党和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开展自己的工作。不允许他们不经组织同意采取分裂党的方式”。“关于孟雄的问题，需要紧急作出答复，而且这个答复应该是总的答复。他所提出的正确思想，我们应该承认是正确的，但是他攻击党的活动是以破坏党为出发点的。党应该彻底调查，他在支部工作中是如何进行活动的，并应该在一些支部中同他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30]

12月11日《中共中央告同志书》在批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主义之后，不但拒绝党内“公开辩论”，反而继续攻击反对派是党的主要危险，号召“党必须坚决的斗争反对这种露骨的机会主义曲解的企图，反对这种最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要实行绝不调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倾和右倾的机会主义，集中火力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31]不过这次没有再提以中央委员通信通过新决议，因为紧急会议的计划已经启动了。

共产国际新任远东局书记米夫11月中旬也到达上海，他的使命是否定三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指导中共实现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担负如此重要职务和重大责任的米夫此时只有29岁，比王明大三岁，比周恩来小三岁。在上海指导中共的这段时间，米夫确实表现出年轻气盛、不够成熟老练的特点。12月2日米夫从上海给共产国际写信，详细报告了李立三路线的危害、三中全会不成功的原因，赞扬了他的得意门生王明等的正确立场，并在结尾要求从莫斯科派张国焘、蔡和森前来助阵。米夫认为三中全会没有成功，主要是周恩来和瞿秋白回来之后，“遇到了组织严密的李立三集团，他们开始有些动摇，因而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32]

在远东局的指示之下，中共中央12月9日做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提出通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来纠正三中全会的错误：“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而彻底明确的完全遵照国际路线来规定党的任务和策略”。[33]远东局在12月10日给中共中央信中，说明了“紧急党代表会议”的详细计划，这个设想和后来召开的四中全会明显不同。计划主要是纠正三中全会，批判立三路线，只提出李立三退出政治局，连瞿秋白都没有触及，提拔新干部的重点也仍是工人出身，还特别把帮助苏区反围剿当做最主要任务。紧急会议的设想是这样的：“远东局得出结论：紧急召开为期一天的党代表会议（应遵守一切必要的保密规划）是适宜的，参加人员为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各省委代表和共青团中央局成员。远东局认为，这次代表会议应该通过一个包含下列内容的简短决议”：“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来信的精神对李立三同志的路线作出评价”；“提出把新干部，首先是工人积极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任务”：“提出党动员各个方面力量来反击对苏区的总围剿问题，将此作为最主要的任务”；“指出中共领导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机构所采取的不老实态度”；“远东局认为，让李立三同志退出政治局是适宜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