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西行漫记》，哥哥去过中国，我的朋友阳早已于一九四六年到了中国，通过他们，我对中国的“小米加步枪”产生了兴趣，决定到中国去看看。在宋庆龄先生主办的福利会帮助下，于一九四八年到达上海。当时正是国民党在人民解放军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时候，上海可真是世界邪恶的中心，到处都可以看到讨饭的，物价膨胀，为了买把小刀子，我拿着五块美元换了一大包国民党纸币，赶紧跑到商店把钱给老板，他数都数不过来，只看体积够大就把刀给我了。看到旧上海的惨景，和国民党的腐败，我更急于了解中国解放区，了解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三月经过地下党的努力，我终于到达了多年向往的地方——延安，在那里的窑洞里和阳早结了婚。然后我们走了两天到阳早所在的瓦窑堡农具厂工作。由于战争，陕北的农业被破坏得相当厉害，要迅速恢复生产，就得解决农具问题。这里没有电，没有车床，连小小的钉子都得自己打。没有原料怎么办?工人们就把“运输大队长”蒋介石扔给陕北的美国炮弹壳拿来回炉，制成适合陕北特点的农具。我和阳早在革新小组和同志们一起搞革新。当年在洛萨阿罗莫斯的山沟里，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最先进的设备，搞的是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推动了原子能时代的诞生，我曾认为这也就是我一生要走的路，可结果我却为杀害十几万无辜人民的凶手出了力。在延安的山沟里，那时是实行供给制，大家的生活很简单，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吃的是大锅饭，厂里的设备很原始，搞的工作也不过是生产和改革小农具，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但我感到我们为拯救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出了力，为新中国的诞生出了力，投入时代的洪流，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东西，这里就是我的归宿，就是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家.我感到我真正找到一条光明的路。 虽然厂里大部分同志不识字，可是他们对于世界和国家的大事却比我知道得多。他们早上有政治学习，晚上有业务学习，星期六是生活检讨会。在这里，“是否有利于人民”是衡量是非的标准，什么事都摆到桌面上谈，不管是厂长还是勤杂人员，损害了人民利益，大家都向他提出批评。年终每人都要做鉴定，我们提出自己的优缺点，让大家讨论。开始大家对我很客气，表扬多，批评少，认为我这个人还不错。时间一长，大家和我熟了，就开始对我提意见。我是刚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知识分子，身上存在很多自己察觉不到的弱点，同志们并不因为我有那么多缺点而丢开我，也没有因我是从美国来的就迁就我。而是对我非常耐心、热情和负责。我能接受多少批评，他们就给我提多少，这使我心情非常愉快，我特别喜欢参加这样的会议。记得头一次我听到批评意见是在从北京到延安去的路上，我坐在解放军拉货的卡车上。过黄河时，一个衣着讲究的人上了我们的车，他一个劲地找我说话，我认为他是在故意显示自己并不高明的英语，感到讨厌，干脆就不理他。他下车后，我对司机说，“那人真讨厌”。司机说：“讨厌是讨厌。可他也是参加革命的，他也想给人民做些事，我们对他态度不好，能帮助他改进吗？”我惊讶了，根本没想到我还有帮助他的责任。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为什么司机同志比我想的深呢？虽然他只说了这么几句，但话的含意是在革命队伍里要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我到解放区后，得到了同志们很多的帮助和教育，我也常常回想着母亲的教育方法。原来，我认为她的教育是很全面的，可为什么到了这里却有很多简单的道理从未听到过？不错，她的教育方法对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很有效的，但她对社会缺乏阶级分析，这种思考能力为谁来用呢？教育目的不清楚。在实践中我逐渐认识到她的教育方法虽好，但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我也懂得了一个人只有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目标，生活才有真正的意义。 原来我只是想看看中国的解放区，并没有准备长期住下。可是，这里有这么好的人们，有正在进行的壮丽事业，我怎么能走呢？于是，我留了下来。 1949年的秋天到了，蒋介石几百万军队抵挡不住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全线溃败，大片大片的土地回到人民手中，解放区一天天迅速扩大。陕北成批的干部奔向四面八方去解放那些辽阔而又贫穷的土地。我作为这支建设大军的一员，兴奋地接受了新的任务，和一批同志一起到蒙族人民居住的地区去建立新的牧场—一三边牧场，帮助改良当地的牛、羊，这太符合我那从小就养成的“野”性子了!我、阳早和另外两位同志马上从延安出发，与边区政府的毛驴运输队一道，带上政府拨的建场投资、二十几匹布和一些必需物资，在陕、甘、宁交界处与其他同志汇合，落脚在城川寨子。在这个偏僻的小寨子里，有我们二十来个职工的三边牧场，有区政府(干部是蒙族人)。还有一个教堂，神父是比利时人，牧民们都分散居住在本原上，每到星期天就到教堂做礼拜。 刚到这里时情况很复杂，我没想到要为人民做点好事会有这么多的障碍。在扫除这些障碍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到了党的政策和策略的伟大。我深信在这样一个党的领导下，在这样的人民的努力下，建设一个美好、富强的社会主义新国家一定会成为现实。 在和土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旧势力做斗争的过程中，我的思想不断提高。那时，解放军主力南下，离我们几百里外的留守的国民党起义军突然反叛，将旗干部抓起来，并抢老百姓的东西。一天有消息说这帮土匪向我们这个方向来了，我们立即开会商量对策，决定把仅有的三、四杆枪拿出来守卫寨子。我这个从来没用过枪的人，立即报名要枪。可他们说：“你连兔子都不敢打，还敢打人?”结果只发给我一个棒球棍。寨子周围有堵墙，有一处外墙裂了个口子，人有可能从这里上来。夜里当我抱着棒球棍守在口子旁，两眼警惕地望着漆黑的前方时，和平主义思想一下全没了。我这个以前连兔子也不敢打的人现在完全敢打死人，只要有一个敌人敢从这个口子里伸出脑袋来，我会毫不犹豫地用棒球棍将他消灭。这一件小事，对于八年打败日本鬼子、三年打败国民党的中国人民来说算不了什么，可对我这样一个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和平环境中的美国人，却受到了很深的教育。我开始懂得中国人民早就懂得的道理：战争有两种，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从来就不是人民要打仗，而是敌人要侵犯，人民只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搞建设就得把这些土匪、反动派先消灭。我懂得了正义战争的必要和威力。 为了改良牧民的牛群，我们想把牧场的良种公牛借给老百姓，放在他们的牛群中自然配种。可这项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只有一个较开通的人对我们比较信任，把种牛拉去放到他家的牛群里。我们高兴地发现，那头公牛轮流在各家牛群中出现，到春天下小牛时，好多家的黄牛都生了黄白花、黑白花的小牛，我们知道这是种牛的后代。但当我们去了解公牛的配种情况时，老百姓却不肯说。我们知道蒙族人对汉族人有许多顾虑。为了消除这种隔阂，牧场的同志一面学习、讨论政府的民族政策，克服头脑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一面尽力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当时那里别说兽医，连给人治病的医生都没有，群众遇到问题来找我们时，我们只能凭从延安带的有关书中查阅，再加上自己懂的一点医药知识去解决问题。虽然我们从来没打过针，可谁要打针我们还是小心地给他们打。马难产了，小驹死在肚子里，我们就赶紧想办法把马驹子弄出来，救母马。狼咬伤了羊，我们没有专门的设备，只好带上普通针线和消毒药去尽力缝合伤口。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我们渐渐取得了牧民的信任，和他们的关系也慢慢密切起来。这时工作进展虽然已有好转，但还经常出现反复。例如有一次我们同牧民讲好要给牛打预防针，可当我们带着针去打时，他们却变了卦，借口牛放出去了找不着而不肯打。我们感到这不只是民族隔阂问题，里面一定还有其他因素。 全国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时，有一天教堂来了位汉族神父，每天早上他都捧着经书一边念一边来回走，可没几天他就被捕了。原来他是阎锡山手下的一个军官，受到了比利时神父的庇护。他们勾结在一起搞破坏。我们要积极消除蒙汉人民之间的隔阂，他就到处散布谣言、制造矛盾。我们要给牛打预防针，他就在做礼拜时向群众宣传牛的死活是上帝决定的，不要受外来人的欺骗。随着运动的发展和蒙族人对新政府的信任日益加深，群众揭发了比利时神父的阴谋活动。群众还揭发神父曾想利用受蒙蔽的蒙族人去毒死区干部的阴谋，并在教堂里挖出了几杆枪。最后比利时神父被驱逐出境了，一个蒙族神父接管了教堂。到第三年的配种季节时，牧民们争着要牧场的种牛。我们的工作顺利展开了。 一九五二年春的一天，我站在曾经保卫过的寨墙上，看着奶牛运动场，那里挤满了蒙族人民踊跃捐献出来以支援抗美援朝的牛、羊。尽管区政府怕捐多了影响牧民的生活，动员大家少捐献一些，但牧民们还是不断捐送牛、羊来。这个行动充分体现了广大牧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体现了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和赞叹：在这个交通很不发达，连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都是在二十多天后才知道的闭塞的边区，牧民却是如此无私地给予千里外受到美帝侵略的异国人民以援助，多么令人感动!这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我深信工业发达、军事力量雄厚的美国，最后是战胜不了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民的。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能站在人民的一边，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建设新中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激动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看着，想着，我的双眼湿润了。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