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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只要有一个年轻人懂我,我就没有徒劳...

2017-11-23 23:5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184| 评论: 1|原作者: 费·谢·巴普洛夫|来自: 激流网

摘要: 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和相互制约。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处于极端困难的生活条件下,自然要去寻找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于是,产生了令人苦恼的关于历史不公平以及摆脱这种不公平的道路问题。
1896—1899年时期是工业高涨和繁荣的年代。接着而来的是危机。但当时的工人运动却具有与70和80年代危机时期不同的质的方面的特点。当时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在繁荣时期,工人阶级转向资本家进攻,并取得某些成功。在危机时期,工人阶级由进攻转入防 御资本家由于商品的生产过剩,力图把危机所造成的一切亏损都转嫁在工人肩上。他们关闭了个别的车间和工厂,把成千成万的工人抛到街头去忍饥挨饿。在这些日子里,俄国资本家也用英国工厂主过去曾经对自己的纺织工人说过的大致相仿的辞句来回答工人的经济要求,即“如果你不愿意在我的锅里受煎熬,那么干脆到火里去罢”。

资本家在危机时期取消了工人们在工业高涨和繁荣时期所争得的成果。如果说,90年代的特点是工人阶级同自己压迫者的斗争成了不间断的斗争工人们从进攻转入积极防御,举行罢工只是为了保卫已取得的成果,那末,20世纪初工人运动的特点就在于新的质——即使在工业危机时期也只是进攻。工业高涨和工业危机交替的经验教育了工人:经济斗争不能取得显着成果,罢工本身只是“战争学校”,而不是为推翻资本统治而进行的战争本身,不是为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确立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写道:“……工业危机之替代工业繁荣不仅使工人懂得,联合作战已成为他们经常的必要,这种替代同时也打破了在工业繁荣时期就开始形成的一种有害的幻想。某一地方,工人通过罢工而相当轻易地迫使厂主让步,于是,就开始夸大这种‘经济斗争’的意义,而 忘了工人的工会(行会)和罢工最多只是维护出卖劳动力这一商品的稍许有利的条件而已。当这一‘商品’由于危机而找不到需求时,行会和罢工是无能为力的,它们不能改变那些使劳动力变为商品并使劳动群众陷于最艰难的困境和失业中去的条件。为了改变这些条件,必 须有反对一切现代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斗争,而工业危机则使许许多多的工人确信这一真理的正确。”

我们从20世纪初工人斗争的例子中看到,这一真理已为工人阶级所掌握,罢工运动在质量上已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与危机时期的资本进攻针锋相对的是带有反抗警察和军队因素的群众性的罢工和政治示威这一类反攻,工人运动具有更高的组织性、觉悟性和战斗性了。

1900—1903年工人运动的特点是转入自觉运动,当时工人运动完全由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和组织所领导,当时的罢工运动正在转为政治罢工,转为公开的街头示威。

这样的罢工和示威有:1900年哈尔科夫的五一示威;同年8月南高加索铁路各主要修理厂的罢工;1901年5月的“奥布哈夫防卫战”; 转为政治示威的巴统城的罢工(1902年)以及顿河罗斯托夫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最后,1903年举行的、波及整个南高加索和俄国南方地区的、带有纯粹政治性质的七月总罢工。这些发动的主要口号是先进工人的觉悟口号:“打倒沙皇专制制度”。

20世纪初的工人运动,可以说,具有觉悟性。每一次罢工事先都经过巨大的鼓动工作的准备。只是当工人们认识到反对现存秩序的政治发动的必要性时,才举行罢工或示威。

奥布哈夫工厂罢工(1901年5男20日即旧历7日)的特点是社会民主主义要求的提出:自由庆祝五一节、因庆祝五一节而解雇的同志回厂工作、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工人有选举代表的权利,等等。工人们修建了街垒,并力图以暴力坚持自己的要求。他们挣得了选举自己全权代表的权利。过了4天,工人们选出了29个代表,讲演人就在已变成了公开群众大会的全体大会上(因工人要求而没有警察在场)谈到各国工人要有兄弟般的团结,谈到庆祝五一节,谈到实行8小时工作制。当时拟订了14条要求。行政当局接受了8条。当领导人宣布与行政当局谈判的结果时,工人们对已取得的胜利,特别是对行政当局承认工人代表常设机构可以存在的消息表示欢欣鼓舞,这种胜利是俄国任何一个工厂所未曾有过的。

工人阶级实际上已开始宣布自己是未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他们帮助社会上一切反政府阶层,并成为先锋队。不妨举学生运动为例。列宁写道:“1901年。工人去帮助大学生。示威运动开始了。无产阶级在街上喊出自己的口号:打倒专制制度!”

不断扩大的事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有利时机,它使工人们革命化,教育了他们。

20世纪初工人运动的特点是什么?

(1) 工人的政治积极性的增长,他们提出了“打倒专制度!”的口号。

(2) 沙皇政府的强力政策遭到工人方面齐心协力的反击。出现了五金工人和奥布哈夫工厂工人的新策略:工人们用石块和木棒武装起来,修建街垒,挺身与军队作战。

(3) 工人运动是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领导的。他们控制了刚卷入革命斗争的工人们的自发倾向。这种情况在奥布哈夫防卫战时就发生过。当时许多工人提出了捣毁合作社和警察所的计划。但是,一部分觉悟工人说服了工人群众,使他们相信了继续采用街垒战形式进行斗争是适宜的。

(4)最后,力图巩固有组织的斗争形式,即选举全权代表,舆布哈夫工厂就曾这样做过。
所有这些都证明,自发工人运动成了自觉的工人运动,因为这一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力图推翻专制制度,以便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扫淸道路。

在谈到自发运动转变为自觉运动时,必须强调指出,这一过程中的主要环节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经济斗争本身并不能把无产阶级引上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的宽广大道。用列宁的名言来说, 经济斗争始终是如同奴隶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的斗争,而不是消灭奴隶制度本身的斗争。列宁强调这样一个思想,即经济斗争本身是某种孤独自在的东西,并不包含丝毫社会主义气息。固然,从反对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这一资本主义内部所固有的趋势的观点来看,经济斗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但是,它只是阻碍这一趋势, 而不是消灭这一趋势。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中,提出并解决了关于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的问题。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和建成共产主义。为建立民主制而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只是扫淸道路,只是“为保证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手段”。因此,卷入运动的无产阶级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只限于经济斗争。

经济斗争如果不和政治斗争溶合,就不能使工人阶级摆脱经济压迫。这一方针就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从事活动的基础。

列宁在发展和加深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这一原理时,科学地证明,政治优先于经济。这种说法是同政治最终决定于物质生产条件、政治和经济有着紧密联系的说法丝毫不相矛盾的.。政治是在这一种或那一种意义上解决经济任务。它不能在经济之外, 即脱离社会的经济基础,脱离社会发展的经济条件及其前提而发展。某一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它对其他阶级的政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经济地位,决定无产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政治斗争,决定它对专制国家或资产阶级国家的政策。

列宁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得出结论说,政治橾纵经济。政治在物质生产条件的发展中,在实现社会的迫切经济任务中,起着十分重大的作用。这一点与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特别有关。无产阶级只有依靠根本的政治改造才能取得自身的经济解放。

“经济派”却抱着另一种方针。他们除了政治最终决定于经济这—点外什么也不了解。“经济派”不了解作为物质基础结果的思想对物质基础的反作用,无疑地,他们也就不能正确解决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从而也不能正确解决经济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形式、经 济的鼓动与揭露形式和政治的鼓动与揭露形式的相互关系问题。他们把经济的形式提到首要地位,而把政治的形式置于脑后。这些错误的根源还是在于不会正确解决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问题。“经济派”在帮助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斗争时,不向他们说明政治任务,说明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这种倾向就使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停留在防御斗争上,而对无产阶级毫无帮助。但是,无进攻的防御就是保存奴隶地位。凡是真正坚定不移地立足于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坚不可摧的基石上的人,想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人,他就不能不从防御转入进攻。而进攻只有在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已成为现实时才能实现。“斗争协会”由于实现了这一结合,于是就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引导了工人阶级向自己的压迫者进攻。工人阶级的斗争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现实生活使从事自发罢工的工人与统治阶级的武装力量发生冲突、与政权发生冲突,他们亲身尝试到自己在政治上的无权地位。这就推动他们要把经济斗争扩大为政治斗争。列宁指出,工人阶级如果做不到影响国家大事,它就不能进行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列宁在分析1895—1896年的罢工结果时向工人们说明:正是这一斗争才使政府颁布新的工厂法、制定限制罚款的条例。而1896年的罢工则迫使政府召集工厂的高级监督来讨论缩短工作日的问题,70—80年代的自发运动也是如此,它使沙皇政府于1887年6月3 日颁布一项法律,这一法律取消了原来无限制的“劳动自由”,即对工 人的无限制的剥削。这些自发罢工都有政治结果。而群众根据经验也已确信,政府只是在工人运动发展成为对政府表示政治上愤概时才作让步。

列宁从他最初的活动时起就与过高和过低估计经济斗争的现象作斗争。“经济派”过高估计了这种斗争形式,使它脱离政治斗争,鼓吹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和不依赖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鼓吹工人运动脱离革命知识分子,不要把政治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此外,还有另一种危险,即忽视经济斗争,对经济斗争的意义估计不足。列宁不得不强调指出,经济斗争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是历史的必然。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始终有着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借助于经济要求,这些阶层就可以被吸引到反对剥削者斗争的总的运动中来。

列宁认为这两种形式是统一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既表现在斗争的开始,也表现在斗争的以后各阶段上。因为罢工工人所提出的经济要求一方面是把新的阶层吸引到运动中来的手段,而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卷入运动的新的力量在政治上觉醒和动作起来,使运动汇合和扩大,把它提高到更高的阶段。而这种联系,列宁强调指出,是在一切时候都存在的,没有这种联系,“就不能有真正伟大的并实现着伟大目的的运动”。

经济斗争之转变为反对专制制度、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的过程究竟怎样呢?90年代前5年的罢工运动的特点是罢工工人提出了纯粹的经济要求:增加工资、取消非法罚款、抗议降低工资。在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开始活动时期,要求中也保留着经济性质,但这些要求的提法是要引导群众确信:没有政治要求,工人是得不到经济改善的。在各种传单的开场白中所强调的思想只是:工厂主和政府互相支持,政府颁布有利于资本家的法律,工厂中的一切秩序都是由政府规定的,等等。

当彼得堡城的波列工厂降低工资时,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向自己的同志们解释说:

“工资是由政府官员即工厂的监督批准的。这就是说,如果工人们挨饿,政府认为是合法的。当我们饿得忍无可忍而采取罢工这一对我们是迫不得已的唯一手段来要求改善本身生活时,他们就开除我们,把我们投入监狱,把我们流放。看来,他们是决心要把我们活吃, 如果他们忘记了除了我们这些人以外没有别人能创造一切财富的话。如果法律的存在是为了使我们做主人的奴隶,为了保障他们的掠夺和下贱行为,那末,这些法律就完蛋吧。我们要争得的是事实上的确对我们有利的法律。”

当军港司令海军中将维尔霍夫斯基在“新海军大厦”发布每月发薪一次的命令时,觉悟工人就利用这一具体事例说明,沙皇政府的法律不是为资本家颁布的,因为资本家并不执行法律。而工业条令第97 条曾明文规定:“在雇佣工人并无一定期限时,每月发薪不得少于两次。”因此,当时除了要求每月发薪两次外,还得出了政治性的结论:

“首长违法,无所谓;一旦工人要求维护自己权利,就被称为:‘闹事’、‘骚动’。当工人们还没有学会要求执行法律时,军港首长怎能遵守对工人有利的法律呢?当我们还没有学会坚决捍卫自己的权利时,当我们还不能团结一致、齐心行动、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时, 法律始终只是一纸空文。”

资本家常常对罢工工人说出这样的话:“我养活你,你要感谢我。”

不觉悟的工人信以为真。社会民主主义者向他们说明: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厂主压榨他们精力,一旦压榨完了、折磨完了,就把他们当作废物抛到街头。

1896年12月,俄美橡胶工场的行政当局决定“根据某些工人的请求”呈献给尼古拉二世一个盘子。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员向工人提出了许多充满愤怒的问题: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感谢他?谁颁布了反对我们的、有利于工厂主的法律?沙皇政府站在哪一边?谁解散了工人的和平集会?谁把我们投入监狱,把我们遣回原籍,流放到西伯利亚?”

“沙皇政府把特务和警察拨给工厂主指挥,用‘爱基督’的正教军队的枪弹和刺刀来反对我们。夏季罢工时被带走的几十个人不是我们自己人吗?结果工厂不是空了吗?(要知道我们的工厂过去终是平静无事的)。深更半夜被人从床上抓走的不是我们的妻子、姊妹和兄弟吗?沙皇政府这一帮大臣,他们是沙皇安插的,是奉沙皇之命行事的。至于沙皇本人,难道在雅罗斯拉夫罢工时没有感谢过兵士的‘坚决行为’吗?而这种‘坚决行为’也就是兵士对我们工人的枪杀,枪杀的原因只是由于这些人不愿意挨饿而要求增加工资。”

可见,在说明经济要求时,总是在经济要求方面提出迫切的问题,但是,“打倒专制制度”这一口号却始终没有提出来。这是一个从经济要求过渡到政治要求的准备时期。这一准备工作是通过传单、宣传品、工人会议和马克思主义小组进行的,必须使群众相信:经济斗 争是与政治斗争紧密联系的。

以后,在90年代末的时期中,本应过渡到除提出经济要求外还应该提出政治要求。但由于那些力图使工人运动局限于工联主义范围内的“经济派”的活动,而没有提出。“经济派”认为,无产阶级只要依靠经济斗争这一手段就能达到最终目的。这一个虚伪的结论,“经济派”是在自发运动的威势下得出的。90年代后5年的特点是工业髙涨。当时大量需要劳动力,于是,罢工斗争取得很大胜利。1890—1894年这5年彼得堡举行了 12次罢工,而1895—1899年间却举行了109次罢工。罢工运动的这样迅速高涨,就产生了“经济主义”,并使它冲昏头脑。 某些工人和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得出结论,认为罢工运动是改善工人生活的最好的和唯一的手段。

“经济派”的活动阻碍了经济斗争之转为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的进程。

虽有“经济派”的种种阻碍,但是,“斗争协会”所提出的政治要求的思想在先进的、觉悟的工人阶层中继续存在并得到了发展。

斯巴斯克和彼得罗夫斯克两纺织工厂工人的罢工(1898年12月)提出了罢工自由和集会自由的要求。

20世纪初的罢工,特别由于“火星报”的活动,迅速转为政治罢工。在群众的意识中,运动的政治和经济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工人的注意力主要是在消灭专制制度。最主要的要求是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打倒专制制度!”。

有一份传单是这样描写向政治罢工的这种过渡的:

“社会主义者赋予罢工以政治性质吗?其实,政府本身早在任何社会主义者之前就采取了一切手段赋予罢工以政治性质。把和平工人当作犯人抓起来的不是政府吗?逮捕和流放工人的不是它吗?到处派遣密探和奸细的不是它吗?碰到谁就抓谁的不是它吗?答应帮助工厂主、使他们不让步的不是它吗?迫害那些只是为罢工工人捐款的工人的不是它吗?政府本身比任何人都更好地向工人说明:工人同工厂主的战争必将成为同政府的战争。”

传单在指出政府帮助资本家时,向工人说道:“只要沙皇政府继续存在,这种情况也将始终存在。”

罗斯托夫、巴统的示威,南俄总罢工都是在“打倒专制制度!”这一口号下进行的。3月9日巴统的这种示威证明了工人运动具有政治性质,因为这次示威并不完全是为了经济要求,并不是预定在传统的革命五一节那天举行的。它的锋芒是反对沙皇政权和资本家。

经济斗争形式转为政治斗争形式的过程就是这样。只是由于经济斗争形式和政治斗争形式相结合,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列宁领导下才得以在短时间内把自发的工人运动纳入与社会主义自觉运动的轨道,引导它向社会主义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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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7-11-25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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