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得不革非革不可的革命（二）

七、文革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诸多缺点和问题

总体上说，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自己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政府是为了人民。但是这并不是说，文革17年前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完美无缺的，而是存在诸多缺点和问题的。主要表现就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四风”。这“四风”，即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这“四风”，既是文革要革掉的内容，又是文革将国家一部分政治经济制度、一部分干部群众烤焦了的重要原因。

（一）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主观主义问题。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77页）文革前17年的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神圣化。1950年代初，由于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经验，基本是“姐姐做鞋，妹妹学样”——照搬照抄苏联经验。这虽然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但中国党内实实在在存在将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等到苏共二十大“揭了盖子，捅了漏子”以后，才明白斯大林和苏联并不神圣。二是将毛泽东的一些观点绝对化。突出的事例就是毛泽东讲“人民公社好”好就好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纯’”。于是全国各地不顾实际情况，一乎隆就将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并且片面追求“一大”和“二公”，一区一社，甚至一县一社；甚至设想取消货币，无偿调拨农民的生产成果，以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三是公然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和制定的政策。突出的事例是，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本来毛泽东对反右斗争，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主张、政策规定，可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公然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和制定的政策，将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让毛泽东背了几十年的黑锅；四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劲刮“五风”。突出的事例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命令风、高指标风盛行，导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损失。五是左右摇摆、从极左到极右。突出的事例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机会主义者，在大跃进个人民公社化初期，为“五风”尤其是为浮夸风摇旗呐喊、站台助阵；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受到严重挫折后，却又鼓吹单干，甚至从根本上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正确性。

（二）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民公社没有办好，群众有意见，下情不能上达，我们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毛泽东年谱》第五卷 第1页）毛泽东曾经为官僚主义画出过标准像，指出官僚主义有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二十种具体表现。文革前17年官僚主义领导作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脱离实际乱过渡。突出的事例就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混淆全民所有制与农村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的界限，混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两种社会形态的界限，搞穷过渡，企图一下子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二是脱离群众瞎指挥。突出的事例就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不顾实际情况，“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大上工农业生产项目，造成劳动力资源严重紧张，经济资源严重短缺，环境资源严重破坏，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损失；三是一些地方基础干部罔顾农民生命。突出的事例就是像河南省广厦县在大办公社食堂时，极端执行“粮食到堂”的政策，绝对禁止农民家里“冒烟”，结果造成农民大量非正常死亡，其教训是极为严重的。

（三）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宗派主义的问题。宗派主义是共产党内存在的一种以宗派利益为出发点的思想和行为，是封建宗派思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组织上的表现。文革17年前党内的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向党闹独立性；二是在组织上，任人唯亲，在同志中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搬进党里，以至有“红区的军队白区的党”之说；三是在党内关系上，只强调局部利益，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不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1959年庐山会议的斗争实际就有宗派主义的影子；四是在和党外人士的关系上，妄自尊大，骄傲自满，不尊重人家，不学习人家的长处，不愿和人家合作，以至长期充当外行，导致在具体工作和业务上不能领导内行。

（四）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形式主义的问题。形式主义是只注重形式而不管实际的工作作风，是只看事物的现象而不分析其本质的思想方法。文革前17年的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弄虚作假，不求实效。满足于召开会议、下发文件、层层鼓动、全面铺开，以会议落实会议，将会议当成工作实绩，成绩出在笔头上，成果出在嘴巴里；二是好大喜功，欺上瞒下。有的不报实情、不讲真话，报喜藏忧，讲成绩夸夸其谈，长篇大论，讲问题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有的一味取悦领导，把领导的喜好做为行事的准则；更有甚者，为捞取名利，不惜哗众取宠，欺上瞒下，竟至干出在人民公社水田里插上松树枝、在人民公社食堂的酸菜坛子里腌上松树枝的蠢事；三是脱离实际，照搬照套。有的把上级的指示当教条，不吃透主要精神，不注重实际贯彻执行，而是照本宣科，机械地照搬照套。片面认为“想到”就是“做到”、“能写”就是“会做”，计划措施看似周密稳妥，实际却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

八、文革前夕党内严重的分歧加剧了毛泽东中国需要革命的判断

文革前夕的中国，注定是一个形势复杂的多事之时。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策失误，由于党内严重的“左”的错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由于苏联逼债和片面撕毁合同，更由于严重的长期自然灾害，造成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部分农村地区发生饿死人的事件。

毛泽东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是严重的，并为此做了多次自我批评，最著名的是在1961年底至1962年初召开的7千人大会上所做的自我批评，那几乎是“罪己诏”。但是，做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认识到失误和问题，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毛泽东、党中央实际从1958年下半年以来都在纠“左”纠偏。1961年10月以后，针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制定了人民公社政策十二条，缩小社队规模，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经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队，纠正了“五风”，取消了食堂供给制，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商业一百条》等规定，八届十中全会上又确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通过这些路线、方针、政策和措施的贯彻落实，毛泽东认为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关键是1962年、1963年，1964年实现好转。1962年夏粮的丰收和尔后形势的进一步好转证实了毛泽东的判断。

毛泽东的判断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毛泽东坚信，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出现的错误是经营体制的错误和“左”的右的干扰导致的，因而毛泽东认为，通过方针、政策的调整，就能解决问题。说到底，毛泽东认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和策略、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中国已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

但是，面对同样严峻的经济形势，党的核心层大多数领导人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看问题。陈云在1962年7月以前都认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过去，只有实行分田单干——是真正的分田单干，而不是后来宣称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要四年才能恢复，否则则要八年。在分田单干问题上，6个常委有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4个支持；在对形势的判断问题上，有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基本一致，也有刘少奇、陈云的基本一致。同时，彭德怀受7千人大会的鼓舞，上书了八万言书提出申诉。这些就是当时被称为的单干风、黑暗风和翻案风。这三股风，孤立地看好像是认识问题、对形势的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对策问题，但是通过现象看本质并将历史联系起来看问题，那就是原则问题了。

单干风公开主张分田单干，不仅否定了人民公社集体化，也否定了农业合作化成果，这表明刘少奇等人对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动摇。按照邓力群的判断“这时确实是右倾。中央常委中有四个人赞成分田到户，这还不严重啊？”“那个时候的一些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确实右得很！”（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讲话》）

黑暗风将1960年以来的形势古迹得一片漆黑，看不到光明，这实际是无视1959年以来，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实际是借批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左”的错误而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根本正确性，这也实际是否定毛泽东确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正确性问题。

翻案风是关系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是否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彭德怀的右倾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当时不采取措施，党内在大跃进、人民公社集体化问题上不仅难以统一思想，还很有可能导致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而更本质的原因其实是为党的接班人扫除接班障碍。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曾说过彭德怀：“人们说你是伪君子，你历来就有野心。我66岁，你61岁，我会死在你前头，许多同志都对你有顾虑，怕难于团结你。”黄克诚还提到：“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似地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可见主席对彭顾忌之深，而彭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7、262页)毛泽东与彭德怀开玩笑，实际上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显然，是要彭德怀本人采取措施去取得另外一些人的信任，据以消除疑忌，但彭德怀似乎什么都没有做，别人的猜忌依旧。彭德怀本人不一定就会在毛身后，搞政变篡党夺权，但是，他个人的性格缺陷以及不分场合胡乱发布批评意见，早就引起了“接班人及其拥趸”的猜疑，这个猜疑早已经上达到毛泽东那里，并且已经成为一项反向委托给毛泽东生前必须完成的“委托任务”——需要在生前为接班人扫除障碍。（老田：《拿彭德怀说事的党史造谣学》）关于彭德怀的错误是组织问题，而不是别的什么问题，当年的政治决议写得很清楚：“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他对于党和党的中央从来是不尊重的，极少传达中央的指示，应该请示的事情极少向中央请示，把他所领导的部门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他常常向中央要求‘民主’，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却是最不民主的，最专制的，只顾个人的‘小局’而不顾党的大局的。他同人民解放军的十个元帅中除他自己以外的九个元帅关系都很恶劣，而对于下级的粗暴专横更是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他在军事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的思想和作风，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造。……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早就在党内和军队内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采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先打后拉、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散布流言蜚语等等方法，进行宗派主义的、分裂党的活动。……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同志过去曾经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由于他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一个适当的机会。由于彭德怀同志过去曾经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由于他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1959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通过)

毛泽东根据建国以来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特别是1957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提出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党的基本路线，并为八届十中全会所通过。

根据这条党的基本路线，毛泽东和党中央于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依靠各级党委和领导、采取整风的办法，搞了农村“四清”运动、搞了城市“五反”运动、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了文化领域的批判，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有些问题还表现得更加突出，例如各级党委和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军阀作风问题。不但有些问题更加突出，而且中央核心层主要是毛刘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到1963年制定农村社交23条时发展到毛刘公开交锋的地步，到1964年赫鲁晓夫倒台苏联党内竟建议中国共产党搞掉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依靠各级领导采取整风的办法搞农村“四清”、搞城市“五反”搞文化斗争、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行，那么，“巴黎值得一次弥撒”北京就需要一次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