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不得不革非革不可的革命（二）

九、文革是社会主义不得不革非革不可的革命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也需要领袖人物站在历史的前头去领导、去组织、去统帅。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永远站在历史前头、领导组织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创造历史壮举的伟大人物。

毛泽东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践行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矢志不渝的理想。毛泽东依靠这个理想，依靠党和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这个理想，取得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反右斗争的胜利，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得有失、得大于失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步胜利，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国家经济发展、社会事业前进、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国家工业化迅速推进；依靠这个理想，毛泽东在文革前夕，又提出了著名的“五.七”指示中设想的中国发展的蓝图；依靠这个理想，中国要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依靠这个理想，毛泽东要率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才算是实现了毛泽东的最终理想。但是，毛泽东深知，理想只是现实中的希望之花，只有通过不解的努力并经过炼狱之火的洗礼，才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才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日出的一轮红日，才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历来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但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得到巩固、社会主义最终建成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这固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因，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原因，更在于毛泽东早就洞察到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具有内在缺陷的优越的社会制度的原因。毛泽东事实上洞察到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二重性”。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做指导，社会主义道路”四位一体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一方面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民民主权利，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各个方面又好又快地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现实的制度保证；另一方面，这个政治制度，由于内在的矛盾和外力的作用，可能会走向反面，从而在各级党组织中，在国家机关中，在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中会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器有可能蜕变为官僚集团、甚至蜕变为资产阶级的专政工具。毛泽东事实上洞察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的“二重性”。一方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人们只能认识规律并利用规律来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以获得比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实现社会主义的赶超任务，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存在不断地产生资本主义因素和资产阶级的可能性，这就为复辟资本主义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土壤和基础。毛泽东深刻地洞察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脱胎出来，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实体”是消灭了，但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的“阶级意识”还存在，他们还会做最后的挣扎和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又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而小生产又是经常地、每时每刻地产生着逐步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因此，毛泽东深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光有所有制的革命，是不成的，还必须进行深刻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以贯之、矢志不渝的思想。这有毛泽东修改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毛泽东的著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为证。而在1958年初根据毛泽东指导、由胡乔木修改定稿、以柯庆施的名义发表的《乘风破浪》的文章，对此阐述得就更加清楚、明白。这个革命较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加全面、更加深刻、更加漫长、更加复杂，因而也更加痛苦，也就更加灿烂辉煌。它可能是和风细雨，也可能是暴风骤雨，并且必然也只有经过炼狱之火的洗礼，才能逐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才能稳固社会主义江山，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当家作主，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亲手缔造和领导的，也是他带领中国人民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最可靠的和必须依赖的政党组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总体来说，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奋斗、特别能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但是，既然这个党做了无产阶级的先锋、担负起来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就必须时刻保持党的先进性、组织的纯洁性、思想的统一性。然而，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并不天然地拥有先进性、领导力和战斗力；由于无产阶级政党本来就有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思想；由于社会上的各种思潮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和影响到党内；由于社会主义社会里本来就有资产阶级分子和其它反动分子，它们为了复辟它们失去的天堂必然要到党内寻找代理人、甚至钻进共产党内；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内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土壤和基础，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贪污腐化、生活糜烂的现象和行为，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和作风的，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条或明或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甚至可能会在党内形成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只有将共产党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只有形成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只有不断地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只有不断地清除党组织和党员身上、心中的灰尘，毫不留情地共产党内腐烂的肌体和毒瘤，并且时刻防止睡在共产党组织中的赫鲁晓夫，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领导力和战斗力，也才能让共产党永葆其青春和活力。这可能是和风细雨，也可能是暴风骤雨，并且也必然要经过炼狱之火的洗礼，才能使共产党在阶级消灭之前永远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永远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永远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坚强代表，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视野下的中国人民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它是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它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爱国人士既结成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当然，人民既是一个统一体，又是一个有区别的并有矛盾的统一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是中国人民对自己领袖由衷地爱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的“人民万岁”的口号、形成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的观念，是人民领袖最根本的世界观和对人民的负责及期许。正是人民领袖与人民群众这种水乳交融、圣灵圣子圣父“三位一体”的关系，才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才使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一个有一个胜利。但是毛泽东对人民的期许是领袖的自觉，而人民对领袖的爱戴则或多或少地带有迷信和盲目。毛泽东深知，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力量，农民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力量，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它党派和人民阵营的成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力量，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只有依靠人民，才能依靠人民，才能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更深知，人民是有缺点的——也就是鲁迅先生揭露的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根除人民的这些缺点，需要和风细雨，也需要暴风骤雨，必然也只有经过炼狱之火，才能使人民脱胎换骨、凤凰涅槃，才能使人民自己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才能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最终将中国人民羽化为无产阶级化了的社会主义新人的。

毛泽东是党和人民最伟大的导师。毛泽东之所以是最伟大的导师，是因为他不仅创立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思想和理论，而且这些思想和理论指导了党和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不仅指导了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而且成为了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精神支柱、心灵鸡汤；不仅成为人民的精神支柱、心灵鸡汤，而且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不仅指明了人民前进的方向，而且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根本途径和具体路径；不仅指明了人民前进的根本途径和具体路径，而且是那种像他自己说的“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它”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超迈古今、熊冠群雄，他远远走在历史的前头，牵着历史走；他正因为远远地走在历史的前头，所以也就不为历史所理解。毛泽东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看到了中共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看到了人民自己身上严重的缺点，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中国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毛泽东是一个真的猛士，他要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他要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政党，他要将他的人民培养教育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他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他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让人民吃二道苦、受二道罪，他要实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大跃进，这是一个深刻、艰巨、复杂、持久而又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自我革命。毛泽东是试图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即小民主的办法达到这个目的的，但是“四清”运动试过了、城市“五反”运动试过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过了、文化领域的批判教育运动试过了，都不太灵，以至毛泽东得出结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更看到了我们这个党和党的一些领导干部走向反面的危险，“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这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390年）于是，毛泽东不得不冒着摔得粉身粹骨的风险转向采用小民主和大民主相结合、以大民主的办法为主——发动群众起来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大胆揭露我们党和国家制度中的黑暗面，以获得党的浴火重生，国家制度的凤凰涅槃和人民群众的脱胎换骨。这个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简称文革。文革，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进行的不可不革、非革不革的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