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代的童年|“大跃进”时期农村幼儿园研究

二、社会主义新母亲和抚育儿童社会化

大跃进时期对于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使得国家更为强调妇女在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从而重新调整了女性的再生产职能，国家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新母亲。与此同时，再生产工作本身并未消失，抚育儿童的任务依旧存在。农村幼儿园的建立也意味着国家对于再生产角色的重新定义。抚育儿童不再是个体家庭的职能，而是通过社会化成为国家和集体的责任。

亲子关系不得不随着集体化生活而做出改变。传统意义上，母爱的表达在于对于儿童日常生活的参与，在于无微不至的照料和看护。但是随着妇女越来越多地加入农业生产，抚育儿童的任务越来越成为母亲参加劳动的牵绊。甚至于地方妇联有时将看护儿童同其他家务劳动归于一类，并将其视作妇女的负担。在实际的劳作中，妇女常常未被留有充足的时间用以照顾儿童。韶峰大队社员金锁（音）的小孩儿因为父母下地劳作，被锁在家里，从门槛的缝隙里往外看过往行人。槐树洼大队社员姚天水的爱人带着小孩儿下地，最后小孩儿哭闹，根本无法劳动。坡头公社韩家坑大队社员王焕朵劳动时，“我那娃zou（就）坐场里，留着鼻涕哭着些儿”。在观念和现实的双重作用下，对于儿童日常生活细节的照料不再是母爱表达的必须渠道。

与此同时，国家提倡积极新型的母亲形象，重新界定母爱的范畴和任务。一方面，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社会不应夸大母爱的作用，妇女应该放弃狭隘的小家庭的爱，追求共产主义精神的母爱，爱自己的孩子，也爱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孩子。另一方面，在大跃进时期的生产实践中，对于子女的照料不再是评价母亲的唯一标准，取而代之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母亲在工作上取得成就。1959年，渑池县妇联倡导在各大队幼儿园中举行“赛妈妈”的活动，评比的依据就是儿童母亲在工作上所取得的成就。随着母亲将大量的时间投入集体劳作中，抚育幼儿工作中的一部分就被转移给了幼儿园老师。对于这种新的抚幼安排，有些妇女最初并不情愿。在渑池县槐树洼村，不愿将孩子送进幼儿园的妇女还会趴在窗台上张望，但后来逐渐认同了这种新的制度安排。保育员的用心工作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妈妈们“回去问自己的小孩儿，早上送来跟花猫一样，回去干净些，就放心”。

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幼儿园的大力推广也折射出国家将抚育幼儿的任务从一项家庭琐事转变为国家事业。抚育儿童的社会化不仅仅是家内劳动的累加，更是对抚育儿童的根本改革。幼儿教育，在以往个体家庭的抚育中常被忽视，而现在则成为公社的重要任务之一。与此同时，分散于各个家庭中的对于幼儿的抚育工作集中起来，为女性拓展职业提供了新机会。承担着抚育儿童任务的幼儿园教师也成为了受人尊敬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换而言之，育儿工作作为一项再生产任务，经过社会化的改造之后，变成了与田间劳动、大炼钢铁、修建水库等属于相同范畴的生产劳动。

为了保证高水准的教育，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选拔标准，控制成为农村幼儿园教师的人选。在渑池，各大队在挑选保育员的时候，都对文化水平有所要求，多为高小或者中学毕业生；但受年代所限，政治素养显然是更为重要的标准。要成为保育员，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成分好，大多保育员为贫苦农。二是性格好，挑选韶峰大队保育员时，认为王秀珍“性格也皮皮（温和）的，想着应该是对小孩儿有爱心，以后真的是这样”。三是最好有从事妇女工作的经验。槐树洼大队姚金英在担任保育员之前，曾在大队妇联任职。四是配偶最好较开明、思想觉悟高。王家坪大队的幼儿园保育员，其爱人是小学教师。而韩家坑大队幼儿园老师的丈夫则在大队的代销点工作，都属于村中的先进分子。在大跃进时期艰难的物质条件之下，各个村子在具体兴办幼儿园的过程中，挑选保育员的标准也随村庄的实际情况而变动。但是对保育员的遴选，标志着抚幼任务性质的转变，幼儿教育得到了空前重视。

将抚育儿童的任务从个体家庭中解放出来，社会化之后，就变成了光荣的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大跃进时期幼儿园保育员在农村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其劳动强度相比田间劳作相对较小，被视为好职业。保育员参加工作也相对积极，都“愿意干，地里干不了，这儿劳动量少”。且保育员享有同普通女性劳动力一样的工分。在有些地方，为了以示鼓励，“幼儿园老师工分比下地稍微高点”。大队也会有一些奖惩措施来调动保育员工作的热情，在评选荣誉的时候，例如“巧姑娘”称号时，会给予保育员一定的倾斜。保育员的福利待遇更好，生于大跃进时期的槐树洼村现任支书董明召就是一名保育员的孩子，他回忆自己出生时：“因为妈妈是村里学校的，满月那天，给你特殊照顾，给六斤白面。所以满月这几天，还能下锅汤面，在家吃顿汤面。”其他社员甚至会嫉妒保育员的工作：“别人还说保育员活轻。保育员自己也不想干，你们老提意见，不想干。”

除了上述普遍的情况外，幼儿园教师有时也意味着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农村幼儿园保育员，可被当作一种过渡职业，成为具有小学初中文化的农村女性另觅其他更好职位之前的短暂选择。当时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在接受教育后返乡，却又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据了解有很多学生对农村不感兴趣，嫌农业生产苦、累、脏……其中还有一部分受家庭和社会上的舆论影响，认为升不了学，找不到工作，就白念书了，当个农民没前途，没有出息；认为当个农民也用不着文化。”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都很普遍。与参加农业劳动相比，保育员这份工作对于这些返乡女青年是更好的选择。一方面可以远离繁重的田间劳作，另一个方面又可以将所学知识用到教学中。槐树洼幼儿园作为被采访幼儿园中规模最大的一所，就接纳了一些实习生。这些从县城毕业的小姑娘，经过培训，会唱歌跳舞。在幼儿园的实习之后，少部分最终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姚金英举了其中一个成功的例子：“你看我们村的焕梅（音），头起教教学，后来去到县里，现在变成公家人了，有指望。”农村幼儿园的建立是将儿童抚育社会化的初步尝试，从而将再生产任务转化为社会主义生产的一部分。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不仅改变了母亲的生活，也创造了更多女性职业的机会，惠及保育员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