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室领导除了师哲之外【注6】，还有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彭达彰。师哲经常组织我们开会。江青当时因为身体不太好，秘书室的事情不怎么管，主要是负责毛主席的私人生活。田家英虽然排名在江青之后，却实际主要负责秘书室日常工作。江青如果不在，田家英也代管主席的私人事情。

我正式上班任秘书室见习秘书，直接领导是田家英和彭达彰。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不久又处理群众来信。这些工作是由副主任彭达彰分管，但重大的事田家英也会过问。田家英当时主要是负责处理主席直接交办的事情，如管理毛主席的图书和编辑《毛泽东选集》。

注1：张冠俦在上海地下党的时候，其父有一个朋友是国民党军统，此人要张冠俦参加军统，他不同意，但怕引起那个军统的怀疑，就介绍了一个朋友参加了军统。这事他当时并没有向组织汇报。在50 年代审干的时候，这事被揭露了出来。当时中南海审干工作是何载负责，何载亲自去向那个被抓的军统作了调查，证实有这事。张冠俦说他这是为了做策反工作。后来何载和我把他送回上海继续审查，但没审出什么问题，就安排他在一个区的房管局作了个一般干部。我1968 年接受审查后，张冠俦四处说是我迫害了他。文化大革命之后，何载当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李锐一起），张冠俦找到何载要求改变对他的处理，可何载还是坚持原来的处理意见，因为这本来就是何载处理的，而且也确有其事的，就没给他平

反。

注2：李富春一向待人平等。他刚认识我，就叫我老戚，我说不能这么叫，我一个小青年，怎么能叫老戚。他说你长得高大，不能叫你小戚，只好叫你老戚啰。毛主席XXXX 年批评李富春主管的计委是独立王国，并不是指李富春，而是另有所指。文革中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常在李富春家里开会，所以主席批评“二月逆流”时，把李富春一起批评了。但我心里很清楚，主席知道李富春不会反对他。所以我告诉社会科学部的人，不能反对李富春.

注3：叶子龙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在1962 年终于找到报复叶子龙的机会。当时，叶子龙因为犯了错误要被调离机要室，他去找已经权倾一时的杨尚昆，想当北京市书记处书记或者中央哪个部的部长，杨尚昆当面说“听组织分配吧”，背地里却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最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北京市轻工业局的副局长位置。

注4：关向应对于毛主席的支持是非常坚定的，也影响了任弼时等人从“国际派”中反出来，坚决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对关向应在1946年的早逝是很伤心的，以至于20年后在文革中的一次会议上，我还亲耳听到毛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贺龙就不会过去（指倒向刘少奇）”。

注5：文革中有人揭发任弼时反毛主席，实际那只是非原则问题上任弼时和主席有意见分歧，与反对主席不是一回事。

注6：1957 年山东的书记李X 出了问题，师哲调山东当省委书记。这是对他的提级重用。我感觉师哲这个人做事是认真负责的，就是他那个杀孩子的事，实在叫人反感。他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硝镪水）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那个与他发生关系的保姆揭发的。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

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冤案的。后来说什么平反，哪有什么反可平的呢？这件事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当然也就不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