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第三章第五节 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第五节  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

壹、本节概述

一九七一年二月初，在政治局会议上总理说：“下边一些地区和部队领导人的骄傲自满和对一派群众的歧视可能还有所滋长，这要不断提醒他们；而其他地方，特别是内蒙、山西、河北、天津的反复会大些，已要北京军区注意这一情况。”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的批语

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晚，军委办事组讨论毛主席批评他们根本不批陈的指示，

黄永胜念了唐朝诗人章碣的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指示，紧急召开在京的各单位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陈士渠说：庐山会议你黄永胜也在其中。

一九七一年二月间，中央政治局主持召开的“拍板定案”的小型全国计划会议，在人大会堂举行。会议由周总理主持。

总理在会上说：“在庐山会议时，林副主席指示，每年的全国经济计划会议在结束前，要各省市自治区第一把手到会共同对国民经济计划‘拍板定案’。今天的会议，就是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办的。这是今晚第一个内容。今晚的会议，同时还要传达毛主席对批判陈伯达问题的指示，这是今晚会议的第二个内容。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有批评的批示。我看现在请黄永胜同志先发言。”

黄永胜事先有准备，他代表军委办事组首先发言。他的发言是经过军委办事组讨论的。由于黄、吴、李、邱，尤其是黄对毛主席的批评，是口服心不服的。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要写好一个发言的稿子是有困难的。

在黄永胜发言之后，

张春桥发言说：“我今天上午去看了康老。当他知道了毛主席对军委办事组的批评后，表示非常关心。他要我为他带三句话到今晚会议上来。这三句话是：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可以理解不可以原谅；陈伯达同军队究竟是什么关系一定要搞清楚；对军队往何处去不能等闲视之。”

张春桥接着说：“我认为军委办事组不批判陈伯达，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为什么对陈伯达连批判一下都不行呢?毛主席对你的批评，我看就是向你们提出了希望。你们同陈伯达不一样，我是同意的。但希望你们自己不要硬往陈伯达那里钻。你们究竟是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要陈伯达那个政治骗子?这是你们必须抉择的问题。”

    于会咏、刘庆棠、浩亮三人，由浩亮代表他们联合发言：“一、军队少数人把陈伯达当成国宝，不批评，我们表示愤怒；二，军队少数人，同陈伯达究竟是什么关系?你们在庐山搞的什么名堂?应当无保留地交代清楚；三，军队是保卫毛主席的，还是保卫陈伯达的?对这个问题，军队几个掌握大权的人一定要表明态度，否则我们是睡不着觉的。”

    接着，列席会议的毛远新发言，他说：“军队几个人为什么不批判陈伯达，可能是不伤同类吧!现在来看庐山的问题就更清楚不过了。庐山没有被炸平，是陈伯达动手太早了，你们内部也协调不好。庐山问题的实质是未遂的政变。……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把刘、邓司令部打垮了。那么，出现另外一个司令部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像对待刘、邓司令部一样的老办法!我劝你们不要令利智昏，毛主席的威望是高于一切的。”

再下来是列席会议的马天水的发言。

黄永胜即席做了很简短的发言。黄说：“今天的会议活像造反派的斗争会，连说话的语言都是造反派惯用的，就差戴高帽子，挂牌子了。现在，我要问的倒是：毛主席说的话算数还是你们说的算数?我是坚定不移的拥护毛主席的，有错误我们会诚恳向毛主席检讨。所以任何人企图打着毛主席的牌子来吓唬人，对我都是无效的。”

最后，周总理说了几句话，他说：“毛主席原定对庐山会议问题处理的方针、政策都没有变，也不能有任何改变。我们的一切提法都要以毛主席的话，即最高指示为准。”

一九七一年二月间，军委办事组整风会议。

在会上以自我批评为主，也有批评。大家对吴法宪提了不少意见。对黄永胜主要批评他“对庐山问题，以局外人处之，领导和处理问题，很不得力。”对邱会作和李作鹏也有若干批评。

    李德生说：对庐山的问题没有信心不对；对原中央文革的领导人，有不尊重的态度是不应该的。

    黄永胜根据大家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主要讲了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陈伯达是什么问题，有待中央对他的结论，可以肯定我们同陈伯达没有反党、反毛主席的关系，但我们同陈伯达又有一些关系，即对一些人犯自由主义的关系。至于说我们同陈伯达的政治瓜葛，最主要的是拥护天才论，陈伯达是党内的理论家，我们对他有一定的迷信。

    第二、我们同陈伯达不是怕不怕受牵连的问题，而是早就牵连进去了。虽然我们的交往并不多，但我们相互之间也有互相支持的地方。例如在庐山会议开始的当天晚上，陈、吴、李、邱一起就在吴的房子里，长时期谈论过张春桥的问题、中央文革的问题和上海的文化革命问题。开幕式散会后，叶群谈的“陆定一式人物”的问题，陈伯达也是在一起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是不能否认的。

第三，我们怎样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的问题。我们同陈伯达划清界线的唯一方法，就是揭发陈伯达的问题和进行自我检讨。这两者是统一的。只有彻底的揭发，深刻的自我批评，界线才能划得清楚。

    一九七一年二月间，周总理同军委办事组(包括李、刘)谈话。

总理首先说：“我看到永胜同志发言的记录稿，这是一篇很好的讲话。在这个记录稿的基础上，可以写一篇较好的检讨报告。你们应立即向毛主席写个报告。”

    总理说：“毛主席对你们仍然是很关心的。我刚才就是从主席那里来。主席交代我说，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了，这就很好。你告诉他们，要犯得起错误，要做得起检讨。有了这两条，你们还有什么顾虑?”

    总理说：“你们的问题，当然不仅同陈伯达有关，同政治局其他人（指汪东兴）也有关。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和处理的难度。”

    总理接着说：“大家对自己的问题要心中有数，有信心。自我批评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毛主席最恨结伙整人。对你们整人是如此，别人整你们也是如此。不过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们要有自我批评，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要没有这条，主席的心是放不下的。你们应当看到，主席对你们抓得很紧，你们应当从正确的方面来理解主席的精神。”

    江青说：“毛主席的话，我早就向你们传达过，你们同陈伯达的关系，没有什么包袱可背的，放下包袱才能写好。毛主席了解你们。”她还说：“写检讨主要是注意思想性，那些罗罗嗦嗦的事，多一件少一件关系都不大。”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开了数次会议，从谈思想开始，到要自我批评和互相帮助都说到了。黄永胜说了不少话，但中心是说： “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和统一口径”三个统一。对三个统一的前两个，大家没有多少意见，对统一口径意见就不一致了。黄、吴、李、邱几个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庐山会议以来办事组第一次这样激烈的争论。

    李作鹏说：“统一口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黄永胜说：“只说自己，不涉及别人。”

    李作鹏说：“不涉及别人，我同老邱就不需要写报告。我们的事是从你们正、副组长那里来的。”

    吴法宪说：“过去，我同你说的事，也没有听你说过什么不同意的话。”

    李作鹏说：“要是你都同我们说，也许不会有今天的事。宪法小组争论的问题，我在场你也没有同我说过一句话，就向各方报告了。难道你做得对吗?”

    黄永胜说：“我说的不涉及别人的意思，你们会理解的。除了林总这个大局之外，其余的人无论怎么说都可以。”

    邱会作说：“我同意黄总长的意见，我们一定要顾全林总这个大局。除此之外，自己负责。因为这是个人的检讨，个人可以尽情写自己要写的事。”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写了一个检讨报告。

同日，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批示：

“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吴法宪、叶群过去写的检讨不够，要重新写一个。”

“要召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各大军区、军兵种负责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由黄、吴、叶、李、邱作检讨，让他们下台过关。并将此情况告诉林彪同志。”

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开会。

毛泽东说：

第一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我看了，批了很好，可以过关了。

第二是吴法宪、叶群的检讨虽然写过多次，现在看来不够了，要再补写一个。

第三是吴法宪多次要求见我，我没有见，要见今天一起见。

第四周恩来带你们几个到北戴河，去向林彪同志汇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帮助军委办事组成员变被动为主动。

江青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在政治上犯路线方向错误，认识和觉悟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作了检讨。

会上还通过了中央转发毛泽东十九日关于批陈整风指示的补充通知。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71.02.25；中发[1971]6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出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一九七一年三月中、下旬，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都分别向毛主席写了检讨报告。

    邱会作的报告主要写了两个问题。一是和陈伯达的关系问题。我同陈伯达根本没有历史和工作关系，1967年夏天才同他面对面第一次谈话。我为什么能同他搞在一起呢?最主要是迷信他是“大理论家”，还有就是对张春桥不满有共同犯自由主义的关系，陈伯达是大骗子，他骗了我这样的人，我又把他搞的语录在小组上宣读，我既是上当者，又是受害者，还是害人者；二是和张春桥的关系问题。我同张春桥虽然没有争吵过，但不来往，不接近。陈伯达就把我当作他反对张春桥的同盟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