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诬蔑毛主席的人说毛主席不看科学的书，不懂自然科学。实际上，中央委员里，除了几个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以外，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读那么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在文革中）陈伯达经常一讲完话就喊一个口号：“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就批评他说：“谁叫你们一天到晚老歌颂我呀？你这句话就不通”，“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世界上没有什么光焰无际的东西，这个宇宙本来就是无际的，你怎么还能超过宇宙呢？无际的，没有边际的，我们地球上一个小小的人，讲一句话，讲个思想，怎么能无际呢？怎么能超过宇宙呢？”“光也是有际的，不是无际的，按照爱因斯坦的理论，光是曲线运动。而且光也会弯曲，会弯曲就不能无际。连光都不能无际，我毛主席思想多少年以后，就被别的更好的理论代替了，怎么能无际呢？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永放光芒，太阳最后都要毁灭，多少亿年以后就没有了，怎么能永放光芒呢？”我后来看了，爱因斯坦真是这么讲的，光真是曲线运动，毛主席用很通俗的方法跟我们讲了爱因斯坦的理论，让我们知道了光不是无际的。还有，氢弹爆炸后，毛主席给我们解释爱因斯坦那个质能互变公式，讲爱因斯坦的理论，很通俗的，那么多人讲那个理论，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讲的那么通俗易懂。讲质量与运动互变，质量重了运动就慢，质量轻了运动就快。毛主席跟我们讲那个公式时，总理还在，总理也懂，还能做些补充。所以我说中央委员，包括刘少奇，读书都读不到毛主席这个程度。我就没听刘少奇讲过自然科学。 当然，总理是很懂自然科学，至少比我懂。 毛主席读书范围十分广泛，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四大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西游记》，他也阅读非常精到，光是对它们的批注，现在出版了，就能当一本古典文学评论读。他那时的藏书里面还有一些外国文学，像别林斯基著作的评论集、高尔基的小说集、霍桑的小说集都有【这后面提到有本《毛腾记》，说是旧版的小说。这本书我不知道，是霍桑的？还是谁的？或者是中国的？】。他看没看托尔斯泰，看没看过《复活》，我不了解，但他肯定看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为什么》。还看过英国作家勃朗特的《简•爱》、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和《伊索寓言》，因为他给女儿写信讲过这些书里的故事，要没看，怎么讲呢？有人挑剔说毛主席不读外国文学。这些不是外国文学是什么？他不是搞外国文学专业的，他要指挥打仗，要领导建设，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那时已经看这么多西洋文学和俄国文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人说毛主席没有读马列，尽读二十四史，尽读古代的书。这是胡说八道，单凭他那时读过的书就能证明。他总归是比批评他的人看的东西多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比如，你搞西洋文学的，你看过马列吗？你像他那样研究过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吗？你看过爱因斯坦吗？毛主席也只是一个方面，只能搞一方面，他能阅读这么广泛，就算全才了，共产党领袖里还有第二个吗？没有！而且毛主席看书，不是为了看书而看书，而是为了解决问题去看书。他把看书与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从看书里吸收理论养分，在实践中形成思想，再创造出理论，去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譬如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讲怎样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搞民主革命。这是马列没讲过的。苏联革命是城市暴动，那农村暴动怎么搞？在工人阶级力量缺乏的地方革命怎么搞？毛主席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到现在为止，拉丁美洲的委内瑞拉还觉得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适合他们的情况哩！我觉得，光凭这个革命理论，毛主席就把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有一次我问林克：“主席哪有那么多时间看书？”林克说：“主席除了开会、写东西、和中央委员商谈问题之外，整天就是看书。吃饭很简单，几分钟就吃完了；平时讲话很少，除非是跟群众在一起；跟我们说话不多，有时候休息才跟我们说说话；跟服务员很友好，但也不多说话；跟江青说话都很少。”林克还说：“主席每次上厕所时间都很长，他是边如厕边看书。” 我那时做了一件事，不太合规矩，但现在也不后悔。我把毛主席看过的书、做的批示，抄了很多下来。我先去买同样的书，比如毛主席看李白的集子，线装的，我就去买来；有的书，主席看的那个版本我实在找不到，就找类似的版本。然后，都按照毛主席的读法去读，毛主席划一个圈，我也跟着划一个圈。我这样抄写过的书有厚厚的一摞。有一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苏联人写的，毛主席批了很多，我找了好几个旧书店才淘到同样一本，拿回来就照毛主席的书抄他的批语。一本李达的《哲学大纲》，一本好像是艾思奇的《哲学选集》，主席都批了很多，我也都下功夫边看边抄下来了。另外，像《聊斋》、《西游记》、龚定庵《笔记》，上面也有毛主席的批语，我也照抄下来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毛主席批语说那是空想。我没有买到一样的版本，就找来类似的版本，一页一页地抄下主席的批语。这些书我1968 年出事后都被抄走了，我1986 年从监狱出来后，有些退了回来，有些没退回，没有退回的，估计也是读书人拿走了，像《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了，而《聊斋》、《西游记》、《乡村建设理论》就还在。 毛主席还喜欢买书，他要买的书，有的是江青的警卫给买的，有的是书店送来的，有的是田家英或其他人吩咐我买的。凡是叫我去买的，我都要买两本，一本是我自己花钱给自己看并用来抄写主席批语的。 给毛主席管书是一个大学问。那不仅仅是保持书的干净、整洁就行了，而是还要进行分类、修补、修复。这些我那时都不懂。有一套解放前上海出版的斯诺著的《西行漫记》，图文并茂，毛主席看过好多遍，江青、田家英也看过。主席曾经说过：“我的书，警卫战士们都可以看的。”所以警卫战士来借书，我也都给办理，登记个名字，就借出去了。但是警卫战士一般不懂爱惜书，看掉页了，能给塞回去不丢就不错了。《西行漫记》看的人本来就多，警卫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也看，爱惜却不周，就破散了、掉页了。我想，这书既然看的人多，就必须用结实的东西钉牢它。订书钉又钉不透，想到有的书是铁丝装订的（没想人家那是用机器钉的），我就也想用细铁丝去钉牢它。我到外面买了老太太纳鞋底子用的锥子和铁丝，锥两个洞，用铁丝给钉上了。钉了以后没检查，不知道把里面的字也给钉了，就在外面用牛皮纸信封上拆下的牛皮纸贴上，写上“西行漫记”四个字，虽然那字不太雅观，但我还挺得意。不料田家英回来一翻，大吃一惊，说：“你怎么能这样搞呢？”我说：“这书破了。”他说：“破了也不能这样钉呀！铁丝钉，一有潮气，几天就锈了；纸张被这种铁丝摩擦，就更容易碎了，那不是更容易掉页吗？怎么能这样搞呢？而且你这“西行漫记”四个字也写得不好，你得找个书法家，字写得好的，写得规规矩矩的。你看这书现在又是铁丝钉，又是浆糊粘，翻还翻不开，字也压上了，这样还怎么看呢？”我再看看自己弄的，实在是个劣等品，脸当即就红了，连忙说： “做坏了，对不起。”田家英说：“你不懂，先来问问我呀！这是毛主席的书，咱们都得爱护！” 随后他就去找来一个姓洪的、会针线活儿的大姐来，吩咐她先去买来丝线，再把我用锥子戳出的洞抚平，然后把厚书拆薄，用针扎一部分再扎一部分，用丝线在边上绞一个很小的扣，完了再涂上一层胶……。都完了，他又找来书法家陈秉忱，在书面上和书脊上都规规矩矩写上“西行漫记”四个字，才放到书架上去。 我管理毛主席的图书的时候，正是抗美援朝前夕。有一次，毛主席的警卫过来，要田家英马上送朝鲜的地图过去。可就在这个当口，田家英去玩了，不知在哪个地方喝酒。我和他一个办公室，我也是他很信任的人了，平时他出去喝酒，有什么事我就帮他挡着。我那时知识太少，还不知道毛主席要的是指挥打仗用的军用地图，就把办公室的朝鲜地图和一张有南北朝鲜分界线和美军的分布位置的小地图，一起送过去了。后一张图是我从一本美国分析朝鲜时局的书里搞下来的。主席拿到地图，说不是要这种地图，要军事地图。一问，知道田家英不在，是田家英底下的人找的，就把那张小地图留下了，让警卫把大地图退回来了。警卫回来说，主席要的是军事地图，不是这个地图。我知道军事地图就在军委总参里面，但军事地图是机密，我级别太低，谁也不认识我，打电话过去不管用。那时没有手机，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想到应该有老干部知道田家英的去处，就马上去找老干部。果然他们打电话找到了田家英。我跟田家英说：“毛主席要朝鲜的军事地图，我找不着，我送了一个地图去挨了批评了。怎么办？你赶紧回来！”他说：“哎呦，我回去也来不及了。我现在就给军委打电话，马上叫他们送来。送来后，你马上送主席。” 当时军委在地安门，半个多小时，地图就送到了，是骑摩托车送来的。我一拿到就赶紧交给毛主席的警卫。过了一会，估计警卫已经送到了，我不放心，就打电话问：“这次对了吗？不对，我再去换！”警卫说：“对了，主席正在看呢。” 田家英回来后，又打电话问军委的人有没有比例更小的地图，特别是丹东的地图，要有就也送来。田家英真是聪明。果然，主席那里又来人要更详细的朝鲜地图和我国丹东的地图了，要那种连小村庄都详细标出的。田家英马上送去，这下主席就高兴了。当时那样的军事地图都是日本人当初测绘的。这件事，促使秘书室立即加强了毛主席的图书管理，调进了一大批地图，近有日本的，远有太平洋地区的，其他的很多也都调来了。 我用铁丝钉书这件事，让田家英看出来，我虽然爱看书，却可能不是个能管好书的人。我送军用地图出错这个事儿，也让田家英感到不太好。 不久，他就把管理毛主席图书的工作，交给了逄先知。逄先知是从青岛华东革命大学来的。他接任后，知道自己看书是次要的，把书整理好、管好才是主要的，就吸取我的教训，主动跟洪大姐交了朋友，主动把凡有破损的书都请洪大姐修补好。逄先知做这件事是称职的，他能向懂的人学习怎样管理和保护图书，把毛主席的图书管得井井有条。毛主席出差要带的书，他也都能准备得很好。而这些事我都没能做得足够好。不过，逄先知的历史知识有限，为了弥补他的这个不足，田家英就干脆把军委办公厅的老秘书、书法家陈秉忱聘请过来，帮助他补习历史知识和关于古典书籍的知识。陈秉忱是山东著名学者陈介祺的后人，学识广博，主席很多好书都是经他的手置办的，包括苏联出版的一些重要的理论书籍。那时候出版社不多，一有重要的新书出版就马上要买来，后来出版社多了，各出版社出版重要的理论书籍都会主动送过来，到1957-1958 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时候，就有了两屋子书，再后来就发展到几屋子了。 现在有人说，是田家英创建了毛主席的藏书室。不能这么说，因为那不是田家英有计划做的，而是在毛主席喜欢读书这么个推动力之下的一个自然积累的过程，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就购书数量而言，逄先知具体购置的最多。当然，田家英作为当时的负责人贡献还是很大的，这个不能否定。在逄先知之后，有一个姓徐的也做过主席图书管理工作。这是个有心人，后来写了一本《毛主席读书》的书。 我虽丢掉了管理毛主席的图书这样一个光荣的工作，但人还在秘书室。常言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就还能从田家英、陈秉忱、逄先知等人那里知道毛主席读书的大致情况，继续偷师学艺，继续沿着毛主席的读书轨迹感悟毛主席的精神世界、哲学思考、人民情怀和对未来国家发展方向的深谋远虑，这对我以后的人生起了莫大的作用。所以，我一直为自己有这一段管理毛主席的图书的经历感到自豪，还常因为这段经历以“毛主席的书童”自命。 注1：李顺达，申纪兰搞合作化事迹扼要（后补） 注2：有人说毛泽东不懂国际，没出过国，土包子。林克跟我说过，主席对外国的了解，不仅超过他，而且超过了他们新华社《参考消息》的部主任。林克说：“这个《参考消息》我都不仔细看，送到主席那儿，主席是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翻，他不是都看，但是重要的都看。”他说国内除了专业部门的，没有一个人像毛主席这样读《参考消息》。那个《参考消息》是大本的，林克说：“你不信，可以到我那儿看，主席看的《参考消息》都在我那儿，上面圈过划过多少。”。他对哪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像委内瑞拉、古巴，都十分了解。古巴，几百万人口，和美国打了几次；委内瑞拉多少人口，土地多大。他张口就能说出来，讲得都很清楚。中央委员里面，可能除了王稼祥比他知道得多一点，其他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了解外国。 注3：文革中，蔡沫被陈伯达逼死了，因为蔡沫经常跑田家英那儿，不大听陈伯达的，群众斗他，自杀了。毛主席知道后说：“呜呼哀哉，怎么死了呢？”庐山会议的时候【哪次庐山会议？】毛主席批评陈伯达：“你把蔡沫逼死了，还要开除人家党籍，你不比别人好，也是很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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