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黄桥战役是粟裕指挥的，后来“七战七捷”，那是不得了的。国民党五大主力有三个都在那里对付粟裕，粟裕照样打胜仗。那时几乎所有人都打得不好，聂荣臻丢了张家口，李先念打成中原突围，林彪在东北四平打败仗。唯独就是粟裕打胜仗，还是在人家国民党家门口打胜仗。陈毅也指挥过一个战役，涟水战役，结果打了败仗，后来陈毅就不指挥了。那个张灵甫可是国民党的第一英雄啊，那时我在上海，国民党的报纸每天都宣传他。他打败陈毅后，向蒋介石吹牛，说共产党算啥，我这个部队就能把他们都消灭了。这“第一英雄”也还不是让粟裕给收拾了！他那个部队清一色的美式装备，部队训练也好，都不怕死的。 所以，打国民党七十四师，解放军也死了很多人的。林彪后来说过，那个仗他不敢打。建国后，论战功，粟裕是应该评为元帅的，可粟裕却从不争功。江青对谁都看不上眼，但就是佩服粟裕。《南征北战》这部电影是赞美粟裕的，就是江青亲自去作指导的。毛主席也是偏爱粟裕的，见了粟裕一天都高兴，听到粟裕来，马上出来迎接。李银桥告诉我，淮海战役后粟裕回中央，主席急急忙忙跑出来接。那是他们自井冈山后第一次见面，主席高兴得流泪！ 毛主席抉择抗美援朝的时候，最早是想叫粟裕去朝鲜的。因为指挥过用现代化武器进行大规模战役的就是粟裕和林彪两个人，别的人都没有经验，彭德怀没有这个经验，他那是小米加步枪，刘伯承也没经验。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美式现代化武器最多，并把它们用于作战的，就是林彪的四野和粟裕的三野。他们两人懂得怎么运用那些远程武器来打仗，而且两人都组织过几十万人规模以上的大兵团作战。粟裕脑袋上留有三块弹片，时常会头痛的，当时在住院。尽管如此，粟裕还是愿意去朝鲜，但底下人反映他不能去，说他犯病时经常是不省人事的，无法指挥这么重要的战争。最后主席亲自给粟裕写信，让他安心养病。林彪不愿去朝鲜跟美国打仗，就推称有病，因为那是个苦差事，弄不好一世英名就没有了。这方面彭德怀是够英雄的，他就敢去，但回来以后就骄傲了。 彭德怀斗粟裕的时候，聂荣臻、徐向前也都很积极。当时说粟裕是得罪了三个半老帅，那半个是叶剑英。粟裕是只听毛主席的，其他人怎么说，他都不管的。所以，彭德怀骂他，说他什么他都承认，还自我检讨，这样他们就斗不下去了。不管彭德怀他们怎么整他，主席还是信任他。毛主席说过：“粟裕是打不倒的，打起仗来我还是用粟裕”。 彭德怀整刘伯承、整粟裕，在政治上是犯了大错。刘伯承、粟裕底下有多少人啊！他们对彭德怀能满意吗？事实上当时不但是这些人对彭德怀不满，而且是党内普遍对彭德怀有怨气。1957 年，彭德怀又批判粟裕，说粟裕私自发布命令，调志愿军回国。当时，调志愿军回国是军委决定了的，但总参不能发布命令，只有军委才能发布命令。粟裕是总参谋长，总参发布命令，涉嫌越权。彭德怀是常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就抓住粟裕这个事情不放，小题大做。粟裕承认越权。其实那只是一个程序问题，不是实质问题，如果不是军委已经做了决定，那就是实质问题了。粟裕有了不起的战功，又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毛主席都说粟裕是“大树将军”【注7：大树将军】，对这样一个人搞残酷斗争，彭德怀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甚至是犯了众怒。这也为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墙倒众人推”埋下了一个伏笔。 5.3 两次高层斗争对我思想的触动 我参加地下党后，作为基层党员，看到的党内同志关系是很好的。那时，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是很激烈、很坚决的。但自己同志之间都是亲密无间的，大家像是一家人，像兄弟一样，谁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不伤害党组织，一般都不太当回事。开生活会，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没有什么你害我，我害你，对哪怕最不好管理的党员也不会搞什么揭发斗争。党员之间扯开脸皮，你骂我，我骂你，根本就闻所未闻。 错误和缺点，领导会批评几句，在当时的条件下，领导一般也不可能讲得很多，只是对要害的问题点到为止。领导一讲，我们就懂了，就会注意改正。因此，我那时对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是没有什么体会的。 高岗的事情暴露出来，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的。第一个震惊是我没有想到党内高层斗争会是会是那样一种方式，那样一种惊心动魄。那些平时很受尊敬的领导，相互斗争起来是不得了啊。我亲眼见到刘少奇和高岗相互斗骂，王光美哭起来了。党内斗争似乎是一个传统，当它是为了正确的路线，就像延安整风那样，是公开的，是光明正大的，即使表现很激烈，也不是坏事；当它是为了个人权力和小组织利益，变成搞宗派活动、搞阴谋诡计，那就损害到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而且有的时候损害是非常大的。高、饶事件无疑是一次对党的肌体、对党的团结的巨大的损害。这一事件的受益者，刚才说过，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这些人。而毛主席其实是受害人，不仅当时就直接损失了自己路线的强有力党内支持者，而且现在还在蒙受污蔑，还在代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这些人受过。 第二个震惊还不是高岗的分裂党或者里通外国的问题，而是他的腐败问题。那时我对于他的分裂党、里通外国的事情，并不是完全能理解和接受，但对于他的腐败却是非常反感的。1949 年的时候，党内腐败问题还像是太阳黑子那样不明显，1950 年我来秘书室不久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也听闻到不少党的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包括那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夫人来中南海反映的、他们的将军丈夫和其他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高岗事情一出来，我就联想到了这些事情，但他们也都没有高岗那么严重，就是杀了的刘青山、张子善也没有那么严重。高岗的腐败一传下来，我就对党的看法都有了变化：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有人呼吁给高岗平反，平反不平反，我是不在意的。因为高岗在物质讲究上比刘少奇还严重，拉帮结派和刘少奇类似，生活作风又严重不检点，凭这几点要在文革中也是走资派。不过，我希望饶漱石要平反，他是一个贡献很大的党的高级干部，党性强、组织性强、廉洁、光明正大。他是一个真的大冤案啊！不平反对于恢复党的威信是不好的。 至于彭德怀他们批斗粟裕，它一发生，我就更对党内一些人和一些事感到失望了。彭德怀战功赫赫，是元帅，我一向也是很敬佩的。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和他在一个院子里面，他去小灶食堂吃饭，我们去吃大灶，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他。那条路很窄，只有一个多人宽，两个人相遇要侧身才能过去。我们在路上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停下来，侧身在一边等着，让我们先过去。我说，你是大元帅，你先走。他说，不行，你们走，你们走。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但没有想到，他对粟裕骂那么下流的话。战士都不骂的，一个我们敬佩的首长怎么能骂呢？他可能是口头语，可是我们听到就不舒服。 我在搞地下党的时候，整天被人抓，整天东躲西藏的。突然有一天解放了，谁解放的？粟裕解放的。我的家乡威海也是他解放的。我可以说是抱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心中装着保尔•柯察金参加革命的。 所以，我这个人有点英雄崇拜情节，粟裕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大英雄。我曾仿司马迁“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的句子，刻章一枚，上写“粟裕门下牛马走”，以表示对他由衷的敬佩。看到彭德怀大骂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我心里是很不满的。我很惊奇，也很不解，就问何载。何载说，嗨，这个老干部都是这样的，你不懂，你是个小资产阶级。但我和毛主席接触了十八年，毛主席从来没有动粗骂人，最难听的恐怕就是“放屁”，而且居然还能把它写进诗词里面去，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我也没有听到周总理骂什么粗野的话。不过，有一次我跟康生说起周总理不说粗野的话时，康生说：嘿，你不知道。康生对周总理更了解，但周总理在和我们的接触中的确没有说过粗话高饶事件和粟裕蒙难这两个事情一发生，我就更加有点理解毛主席进城前说的那些话了：“两个务必”、“进城赶考”、“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 “我们不等做李自成”、“不能当刘宗敏”等等。 1955 年我自己还处理过一个高级干部变质案。新疆农垦文工团的一个唱京剧的有名的花旦，一个小姑娘，来告一位很高级别的将军，说他和她生下孩子后又不管她们母子了。她去找他，他就告诉下面的人说他不认识她，不见。这事情是我和王文两个人直接处理的，但知情者还有杨尚昆和他的秘书孟繁述。当时，我是科长，王文是我科里的，是支部书记。凡控告这一类的信件，我让王文具体负责。他把小姑娘告状的事告诉我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人级别不够，听多了不合适。我就去找杨尚昆的第一大秘书孟繁述汇报，说有人来告某某，我们不好谈，你看是不是请杨主任出来见一见？孟繁述也觉得这是大事就立即请示了。可杨尚昆说，你们去谈，不要说我，不要答应说领导要见，我也不能见。你们谈了以后，写出来按程序往上报，写出报告后我再报告主席。但是，我们谈了把情况都汇报给他了，他还是一点动静没有，也不给主席汇报。这位姑娘告状的时候就住在崇文门外花市上三条，见不到中央领导，得不到答复，她就天天到中南海来，比我们上班还来得早。我知道这事儿那位将军不对，可是我不能处理他。那姑娘又挺可怜的，而杨尚昆到了也没跟主席说这事，我就自己给新疆打了个电话，找了那里的领导人，叫他们来把小姑娘接走，还叮嘱千万不要报复她，否则再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她想不开了自杀了，那责任追究起来就都要受处分了。后来新疆派来一个副书记接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就对他讲，不要多问，她要跟你讲，你们也不准扩散，扩散了你们自己恐怕也会有麻烦的。我又劝这个女孩子，调一个单位，找个人结婚，不要再提这个事儿，忘掉，就当做了一场恶梦。她说，我对××（职务）还有感情，不愿嫁人。她又问我她能不能回老家。我说，回老家，人家问你孩子哪儿来的，你怎么回答？给你调个地方吧。后来这个女孩没有再来，可能新疆那边处理好了。 杨尚昆回避，我和王文就只好商量着处理。这件事那位将军不承认。 可人家小姑娘讲得有根有据的，将军身上有什么疤痕，她都讲了，不会是捏造的。这事我都不愿意再提，真觉得将军给党丢脸，他做的还不如一个普通男人，一点儿不负责任，更不如托尔斯泰《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 人家最后还知道忏悔呢，将军却不知道忏悔。毛主席当时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群众来访他不可能都出来接见。这个级别人物的事，我不能自己上报主席。而杨尚昆该汇报的却不汇报。所以，毛主席是不知道的。在我看来，就腐化变质而言，党内的“高岗”，决不是一个。 高岗事情、粟裕蒙难和这位很高级别的将军的不齿行径，以及建国初那些老大姐们反映的高级将军们的腐化变质和堕落行为，都加在一起，我就开始赞成和拥护毛主席的纯洁党的思想了。所以不久之后，即1957 年党内整风运动开始后，我就积极参加整风运动，给秘书室和中办的一些领导提意见，成为了中南海“八司马事件”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再后来，我也是满怀热情和真诚积极投身于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造反派也造了那位高级将军的反，但毛主席不知道他在新疆的那些事还要保他，而且是让我去保他。我真是不情不愿。主席要保我也不敢不保，就出来为他说好话。我对造反派们说：“将军当年打仗非常英勇，全国的解放，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你们的解放者，也是我的解放者。” 将军为此给我写过感谢信，用毛笔写的，写得很诚恳：“很感谢你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帮助我，你讲的话非常好，我会永远记住……”我1968 年出事后，这封信也被抄走了，估计他们烧了。邓小平上台后，这位将军，当了很大的官。后来去世葬礼很隆重，给他的评价很高【点王震的名如何？】 毛主席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由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可是，大概是那三块弹片的原因，粟裕身体不行他有几次打电话给我说，我头痛的不行，不能来开会，你千万给我说说，我好了就来参加。 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在取得政权之后防范党的干部腐化变质、党自身的腐败变质、不正常的党内斗争和军内山头主义等等，对党的肌体和党的团结的损害，是无产阶级政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最后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勇气和智慧，找到合适的办法解决好这些问题，否则即使建立起来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也难免遭受党内腐败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的颠覆。 注1：刘邦的苦衷:汉高祖11 年，淮南王英布叛乱，刘邦正在生病，想让太子刘盈带兵平叛，吕后一听啼哭不止，因为刘盈根本不会打仗。无奈之下，刘邦只好带病出征。刘少奇不会打仗，所以康老说毛主席自己留在陕北，让刘少奇过黄河是有刘邦的苦衷。 注2：薄一波错误（后补） 注3：我自己把主席对身边和党内、军内高层的人的态度分成三类：敬重的，喜欢的和倚重的。主席敬重的人可以列出很多，如宋庆龄（主席叫她大姐，庆龄先生），如董比武（主席叫董老），像章士钊、杨度、周谷城，都是主席的旧友，也都可以说是主席敬重的人，但程度有所不同。主席喜欢的人不多，在高层是林彪、邓小平和粟裕，还有一个罗荣桓。主席 喜欢的人一定都倚重，但反过来，倚重的人不一定就喜欢，像周总理、高岗、叶剑英，还有那个许世友，都是主席倚重却并不喜欢的。 注4：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秩序论”（后补） 注5： “你一个我一个”，现在都说是陈云自己说的，推给了高岗。这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陈云说这是高岗拉他下水的时候说的。主席当时也只能根据党内大多数人揭发的材料来确定高岗案的性质。如果要追究事后的责任，也该是追究陈云和那些不让高岗申辩的人的责任，不能只简单追究主席的判断错误。主席要是党内正式工作会议上的集体意见都不接受，那他还怎么工作？即使在文革中，毛主席也没有像后来其他人污蔑的那样，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任何重大的决定都是经过中央会议通过的，如“516 通知”，“文革16 条”等都是这样的。 注6：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 页，“一”下的“否则无效”四字加了着重号。编者在这份文件下加了一个注释：“这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杨尚昆的两次书面批评”。这份文件在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没有了。这是在消灭历史，同时也是在伪造历史。 注7：“大树将军”典出东汉冯异。东汉刘秀得了江山，论功劳，冯异功劳最大，但他“谦让不伐”，从不争功，诸将争功，剑拔弩张，冯异不参与，总是“独屛树下”，军士们佩服他，都愿归属他，称他“大树将军”。毛主席1966 年发动文革，也是想重用粟裕的，粟裕是唯一一个主席亲自指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1967 年春，毛主席还在一次会议上表扬粟裕，说“粟裕是我们的大树将军”。这无疑是肯定了粟裕的历史功劳和他对于新中国的无人可以替代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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