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的对抗与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一战，就像列宁不知疲倦的解释那样，玩世不恭厚颜无耻的以两大阵营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形象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这场战争中孕育而出，我们的论述也将从这里开始。

十月革命后，为了巩固社会主义，苏联激励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运动和党派以促进他们自己的革命斗争，并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与之对应，帝国主义国家在1920年建立了联盟，妄图通过合作与裁军来制止战争，通过谈判与仲裁来解决争端。但这终究证明是黄粱一梦。

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危机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掀起波澜，助长了全球的群体抗议和阶级运动往革命的方向迈进。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成为了帝国大战和反革命的预告片。为了讲清法西斯主义的根源，琼斯·马瑞斯森解释道垄断资产阶级无法按照旧的方式统治世界，“褪下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衣衫，曝露了赤裸的恐怖统治并发起残暴的战争来重新割裂世界。”第三国际揭露了法西斯的相关趋势和战争准备，号召一个联合的阵线来反对二者。（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倚赖的帝国主义的平衡开始破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严重的战前全球危机的结果，同时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彼此发起战争来解决危机的暴力毁灭般的企图的体现。

纳粹德国妄图重划欧洲疆域、摧毁苏联，为日耳曼帝国东征亚洲、南跨地中海、媾和意大利分食非洲开路。与此同时，日本帝国构思着它自己的大东亚共荣圈并且想要吞并整个中国。

德、日、意正式结盟成轴心国。反方帝国主义联盟包括法国，波兰以及一开始的大不列颠还有后来的美国，苏联，英殖印度，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以及其他英联邦成员。

与一战不同的是，二战表现了一种新的不同于帝国大战的新的方面：在被占领和被侵略的国家，爱国和群众力量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阻力，许多（国家）没有通过反法西斯联盟和战术协同与同盟国站在一起，而是在工人阶级中发展出了独立的群众基础。

苏联军队和人民最终击溃了德国军队的精锐，从而扭转了欧洲和世界局势的走向。在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和国民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打败了日本军队。在如此多的国家，共产党纷纷加入了其他爱国和进步力量同法西斯开展游击战争。

在战争中美国获利颇丰——一开始靠边站，然后相时而动选择胜利的一方加入。战争结束时，它天时地利满载而归。

冷战时期的帝国主义战争与地缘政治

战后初期（1945-1960）

到1945年底，红军在欧洲和亚太地区打败了帝国主义及其伪军，占领了大片领土。这导致了人民战争的胜利以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同时，民族解放运动继续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取得长足进步。

在这种条件下，旧殖民主义制度最终被‘升级版’新殖民主义制度所取代，新近独立的国家（除了那些最坚决维护本民族权利的国家）被牢牢地置于帝国主义范围之内新殖民地。

美国迅速巩固了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它通过控制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成为世界首富。通过帮助传统盟友和前敌人（包括他们的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战后重建，美国进一步确立了对他们的领导权。

由于美国的核垄断（直到1949年）和超强的军事实力，美国同时扮演世界头号警察的角色。由于其在联合国及其大会和安理会中的主导作用而干预各种纷争，美国充当着全球霸主。

利用这种军事、金融和外交手段，美国建立了最广大的新殖民主义帝国。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新殖民主义帝国包括19个拉丁美洲国家;4个中东国家;4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2个东亚国家;两个非洲国家;希腊；加拿大，以及美国本土及其海外领地。7

但是美国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不得不迅速将军工厂转变为民用，这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第二，他的霸权受到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威胁。美国发动冷战作为回应，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帝国主义范式-----顽固、甚至极端的军国主义和反共产主义。

在之后四十年内连续八届美国总统不断重申和阐述：杜鲁门总统的臭名昭著的政策，美国将会“帮助”任何受到“共产主义侵略颠覆”威胁的国家。它被用来为美帝国主义作为“自由世界”的捍卫者，以及全球军事部署和侵略辩护，并将社会主义国家妖魔化为“极权主义政权”。人民战争被可怕地描绘成“倾倒的多米诺骨牌”，必须在其导致“自由世界”彻底崩溃前予以制止。

美国用军事基地包围苏联和中国，为其盟国和傀儡政权提供核保护伞，在各大洲和主要太平洋岛屿上保留军事基地，通过北约、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巩固联盟，为它们提供了广泛军事支援。美国的军事工业综合体变成巨无霸，以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为其可能危害平民利益发出了警告。

1950年至1953年，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联盟发动了干涉战争，以阻止朝鲜人民战争的最后胜利。战争以僵局结束，韩国最终成为继日本和台湾之后美国对抗中国的第三个军事堡垒。

在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Truman，1945 - 1953年）和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953-1960）时期，美国向世界各地的法西斯独裁政权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

特别是艾森豪威尔的“好伙伴”政策下，美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导致大量政权更迭。一个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帮助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在整个中东和北非发展帝国主义势力。在亚洲，美国在击败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它的亲密盟友英国动员整个英联邦打败了马来人民解放军。

越战时期（1960-1975）

约翰·肯尼迪（1960-63）和林登·约翰逊（1963-69）总统在外交政策上推行极端的军国主义。巨额的军费开支增强了海外军事基地实力，强化了军事生产，加强了在多方面与军事技术相联系的空间研究。军国主义也反映在美国的媒体和文化等国内政策。

美国发动了一场侵略越南的战争，从1950年的派遣军事顾问开始，在1961年和1962年军队人数又增加了三倍。在推翻了吴廷琰傀儡政权和东京湾事件之后，美国在越南南部部署了大规模部队，对北越发动了地毯式轰炸。 美国的战争最终把邻国柬埔寨和老挝牵涉进来。 美国还在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地扶持了更多的傀儡法西斯独裁政权，以遏制反帝运动的潮流。

日本军国主义作为美国的亚洲跟班而复活。美国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把它们作为在中东和南非的支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面对工人和年轻人的反叛，军国主义的趋势开始延伸到欧洲。

美国面对失败，士气低落，巨额开支，大规模的反战抗议和全球政治孤立而狼狈不堪，根据1972年的巴黎和平协议，他别无选择只能从印度支那“明智”地退出。在1975年印度支那人民解放军在最后的统一攻势下击溃了残余的美军和伪军。

在1956年正式转变为修正主义的苏联，逐渐演变为一种伪装成社会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苏联滑入社会帝国主义，它致力于同美国进行对抗，争夺世界霸权。双方缓和的努力未能阻止不断恶化的军备竞赛。苏联入侵了准备要摆脱其影响的国家，如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的阿富汗。

到处爆发着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特别是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中东地区。 1973年10月（赎罪日），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国家开始与美国支持的以色列进行战争，以夺回以色列占领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这把世界推到了美苏核战争的边缘。与此同时，阿拉伯主导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石油禁运反击西方。石油价格上涨和产量下降引发了一场波及到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危机。

苏修叛徒引发了与中国的论战，中国拒绝了修正主义，重申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经验，激励了年轻革命者领导本国的群众运动，鼓舞了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政党。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并于1972年与美国建立了外交联系，中国也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另一方面，国内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在共产党领导下，阶级斗争反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思想斗争，这些斗争在一九七六年达到顶峰。

1975年中国人民的胜利结束了。1976年，毛泽东和具有丰富经验的革命家周恩来、朱德的接连去世，迅速为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夺取中国的权力铺平道路，中国最终转向资本主义道路。

越战后（1975-1990）

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的历史性失败在全世界引起了连锁反应，并使其在世界范围内衰落。特别是印度支那战争，美苏军备竞赛和全球军事基地网络的巨额花费，造成了美国经济的严重不平衡。

一方面，利润丰厚的军事工业吸引了民间资本投资。另一方面，由赎罪日战争引发的1973年石油危机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的1979年石油危机引发了全球通货膨胀。结果，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被长期的经济不景气所拖累，称为“滞胀”。

美国经济下滑还有其他因素。当美国陷入冷战和侵略战争的泥潭时，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全面恢复。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萎缩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与美国竞争。

美国可能暂时保持领先地位，因为它仍然具有从工人阶级中榨取剩余价值，进一步压榨新殖民地，并以美元挂钩的金融体系绑架全世界的巨大实力。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主义国家继续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恶果转嫁给新殖民国家。

但是，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开始反抗。即使是帝国主义忠诚的附庸国也开始抵制其宗主国的横征暴敛。民族主义者呼吁贸易保护主义重新出现。在联合国和其他全球论坛上，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

在石油危机期间收获了暴利的美国投资银行试图在其他地方投资石油美元。在整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诱导下，大量借用这些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弥补贸易赤字，最终债台高筑。

因此产生了八十年代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前第三世界国家巨额的资本流入问题，转变为严重的资本外流问题。他们陷入现有债务利率飙升、后续贷款缺乏、债务违约和债务重组的困境中。其中许多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直到现在依旧被这些问题困扰。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1979年到1981年间上升到了主导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方案中添加了更严厉的限制性政策条件，例如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私有化，去工业化和去国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