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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出口与内需
近期许多分析都试图解释2007至 2008年间粮食价格异常飞涨的原因。国际大米价格在5个月内翻了一番，致使37个发展中国家发生粮食骚乱。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分析都没有提到我所认为的主要原因——那就是，在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的范式下，土地的用途发生了转变，从粮食生产转向了出口农作物。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增长率已大幅度减缓，甚至许多国家的粮食产量已出现绝对下降的情况。在1992年，我就警告说，印度将面临粮食产量下降和严重的粮食安全威胁，就像自由化贸易带来的危害一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指导下的经济改革的目标就是促进贸易自由化，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又强化了这一目标。这又强化了农业的国际分工，即热带地区的土地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生产北部发达国家人口所需的相关产品，以保证北部超市货架上商品供应充足——从冬草莓到食用油，再到鲜花，无所不有。发展中国家的土地不断地被用于生产出口农作物和专门农作物，以满足外国和本国富人的消费需求，结果导致粮食供应不足。于是，有人建议通过国际粮食市场来弥补粮食供应的不足，而国际粮食市场是由美国、加拿大、欧盟再加上阿根廷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小角色控制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发展中国家基于粮食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已不复存在，即使是人口不多的大国也一样。当然，富人将从专门生产有“相对优势”的非粮食作物并增加出口中受益，然后再购买发达国家过剩的粮食和乳制品来满足自己需求。发达国家怂恿发展中国家废除国内粮食采购和限价销售制度。这些制度大多是在去殖民化之后建立起来的，其目的就是为了使粮食从专门化和贸易化的殖民体系中解放出来，因为这种殖民体系严重降低了人们的营养标准。历史的记忆似乎是短暂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菲律宾到博茨瓦纳，都屈服于持续不断的压力，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不明智地废除了粮食采购和限价制度。
无论是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还是政府不明智的举措，专业化的出口模式总是以牺牲多数人的粮食安全为代价的。而增加出口收入和提高进入世界市场购买粮食能力的许诺，常常带有误导性和欺骗性，即使在通货膨胀之前也一样。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实行大量出口雷同产品的政策，导致出口产品的单价下降，贸易条件更加恶化。如果在十年内出口的数量翻番，但是出口产品的单价减半，这就意味着外汇收入根本没有增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改变了它们以往的种植模式以求提高其出口收入，但是收效甚微甚至毫无作用。再者，即使外汇不是制约条件，政府也不会给穷人提供某种特殊的待遇，因为印度官方一直在否认饥饿人口数量增加的现状。印度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并且对那些能到欧美度假的富人取消了自由购买硬通货的限制。
印度有个传统，就是在干旱的年代实行劳动换粮食计划，即政府会提供公共工程的职位，而劳动的报酬大部分用公共储备粮支付。但是，在2002到2003年二十年不遇的旱灾中，政府却没有实行大规模的劳动换粮食的计划，尽管失业急剧增加、购买力下降致使粮库积压了6400万吨粮食没有售出。相反，用于出口的公共储备粮却创纪录，总计达2200万吨。农业经济窘迫是2004年印度政府下台的主要原因。2006年，在进步势力和左翼政党的不断鼓动下，《国家农村人口就业保障法》才得以通过，该法案作为保障性条例，可以为每个农村家庭需要工作的一员提供100天的就业保障。
很显然，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粮食产量的下降已经远远超过发达国家人均粮食产量的增长，这导致人均粮食产量和可供消费量的全球性衰退。世界人均谷物产量从1980—1985年间的每年335千克下降到2000—2005年的310千克。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占据世界谷物产量 30％以上的国家，对现在的全球粮食产量下降起着重要的作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11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伊朗、埃及、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它们的谷物产量占世界谷物产量的40％。我们发现，在 1989—1991年到2003—2004年这13年中，这11国的谷物产量仅有15．6％的增长，每年的增长率只有1．1％，远远低于这些国家每年将近2％的人口增长率。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农作物出口量也在迅速增长，比粮食的增长速度快10倍，这是土地和资源向出口农作物转移的结果。
同一时期，占据世界谷物产量40％的发达国家，谷物产量仅有18．6％的增长，也就是年均增长率为1．3％，高于发达国家自身的人口增长率，但是相对于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粮食需求和为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提供补充而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遵循经济改革和自由贸易会导致粮食产量如此剧烈地下降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原因很简单，但是从另一个层面上说就很耐人寻味。土地并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如果给它定义的话更像是化石燃料，因为二者的供给都是固定的、不可再生的。土地的生产能力不是同质的，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寒冷的土地相比，温热带地区土地生产出的粮食，不仅在产品种类上多很多，而且在产量上也不同。对热带生物多样性取得控制的历史性动机是导致西欧国家对其他民族殖民统治的主要动力。通过建立奴隶制——之后是以契约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制度——到对一个稳固的热带商品和原材料的供应链进行控制，既丰富了欧洲人的饮食和着装，又为新工业提供了原材料。
所有受制于此类强制性出口的地区都遇到了国内粮食供应不足和营养下降的情况，有些地区甚至极度缺乏粮食以致饥荒，这是因为有限的土地和资源都被用于生产出口作物。在去殖民化后的短暂时间里，这些殖民地国家能够进行自我保护以免受不公平国际贸易的困扰，并优先保证国内的粮食安全。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觊觎发展中国家土地生产力的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进攻。由于现代航空运输的发展，产品需求的范围也大大扩展。以前只有少数非易腐商品才可以运输（如糖、茶、咖啡、木材和棉花），现在，即使进入隆冬季节，很多易腐商品，像新鲜蔬菜、水果、鲜花等等，都可以摆上发达国家的超市货架。农产品跨国公司通过合同制或者买断市场的形式将它们的触角伸向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转嫁到小农身上。在印度，1991年前，大量农民负债自杀是鲜为人知的。官方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中，由于初级农产品降价和WTO体系下对初级农产品的保护被取消，因债自杀的农民超过16万人。
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农民因为小麦出口到英国而挨饿，而现代的印度农民因为种植小黄瓜和玫瑰花出口给国外的富人而吃不饱。粮食产量的急剧下降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紧缩公共开支的改革政策削减了对农业的投资，又力图争取更多的出口，所以产量增长下降。在种植面积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兼顾出口和国内粮食需求几乎是不可能的。
燃料与粮食
20世纪 80年代和整个 90年代，人们并没有注意到由于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减缓和人均粮食产量降低而引起的世界经济长期不平衡的问题，因为当时并没有出现异常的通货膨胀。相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通货紧缩，这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引导下的收入紧缩机制造成的，该机制抑制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大众收入，从而降低了有效需求和消费。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从农民到工人，从城里到乡下，人们都吃得越来越少，吞食着苦果。然而城市的学者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由于发展中国家通过降低民众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所以大多数观察家都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必须有什么事件来触动或惊醒人们，使人们对长期的营养不平衡和营养下降的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现在，这个震惊事件出现了，由于美国进军伊拉克受挫，全球石油价格上涨，结果发达国家把生产粮食的土地大部分转向生产生物燃料产品。
在化石燃料大规模应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人类主要的能量来源是通过饲料作物喂养的牲畜，即用牲畜耕地、牵引和运输。从19世纪中期到现在，工业化国家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动力取代了牛马的畜力，农业饲料的能源用途就不再流行了。随着发达国家对世界矿物燃料资源政治控制力的逐渐减弱，农业再一次处于重压之下，它要生产生物燃料（也叫农业燃料）以作为矿物燃料的补充或替代品。
在美国，以能源密集型的汽车消费为主的生活方式面临全球油价上涨的挑战，在政府大量补贴的帮助下，在2002—2003到2008—2009的短短五年间，用于乙醇生产的玉米增加了4倍，从270万吨增加到1000万吨。欧盟的粮食种植也一直在向乙醇生产转换，巴西也一直致力于将其蔗糖产品的某些成分用作生物燃料。2008年玉米产量的降低并没有阻止美国将接近产量三分之一的玉米用于生物燃料生产，这意味着其他用途的净供给下降。
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和出口专业化的模式已失去信誉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的出路在哪里？由于发达国家大规模地把粮食转向生产燃料相关产品，导致全球粮食储备减少和粮食价格飞涨。对于印度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像“二战” 结束后一样，紧急发动全国粮食增产运动，因为现在的人均粮食产量已经跌回到五十年前的水平，它只能高价进口粮食，即使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印度沿着削减农业投资和出口导向的道路已经走出了很远（而此举措其他小国已经采用了30年），但通过提出粮食紧急增产的目标，通过恢复大众购买力，印度仍然能够扭转这种不断恶化的局面。
幸运的是，印度并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完全废除公共采购和分配制度。假如能将其大规模地恢复实行的话，有助于保护贫困的消费者。这就要求适当地提高包括经济作物在内的农作物的采购价格，积极建立合作小组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作物。粮食供应不足的喀拉拉邦就是这样做的，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政府到2007年底才迟迟宣布对小麦和大米的采购加价，农民似乎是对采购价格的大幅增长作出了回应，2007至2008年期间，印度粮食产量有所回升，虽然远未达到理想水平。
（《环球视野》2010年3月23日第284期，摘自2010年第3期《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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