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大跃进期间著述

（六）1959年3月17日《党内通信》

这一篇也是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讨论“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要求各地一定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一定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群众打成一片”，“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结尾处是“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

以上这两篇通信通篇都是探讨的语气，没有哪一句有丝毫的骄傲、武断。在讨论具体工作方法时就像一个老师手把手教学生写字那样耐心，甚至叮嘱“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由此可推断当时的“热度”有多高，这位党的主席不得不泼泼冷水降降温。

（七）1959年4月29日《党内通信》

这第三篇《党内通信》是1959年4月29日写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六级干部的，直接写给小队级干部是不是反应了他对纠正左倾错误的无奈，不得而知。通信中他“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一共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三十年前我上中学时，政治老师讲大跃进时亩产多少万斤如何如何，说毛主席出身农民居然还信亩产万斤。当时我虽然不相信毛主席那么糊涂，但是也十分困惑。现在明白了，老人家连亩产八百斤都不信，怎么会相信亩产万斤？如果全党，甚至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也像他老人家一样这么冷静，后来的饥荒可能要好很多。在这里，毛主席允许下级“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可能性”。也许，高指标从中央到省、县一路压下去，毛主席很无奈，只得号召基层群众对抗高指标。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人“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记得曾看过批判“大跃进”期间无限密植的文章。由此可见，密植错误不能按在毛主席头上。毛主席反对的态度多么坚决：“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哪些人主张“愈密愈好”？不知道，但肯定是高层领导，而且不在少数。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年年储一点”，“经过十年八年奋斗”，能说这是急于求成吗？如果这能形成党内共识，后来饿死人的事会少很多。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讲真话本来不是个问题，但是从党中央主席苦口婆心地强调讲真话来推断，当时“浮夸风”是多么严重。

通信最后，老人家讲“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如果我错了那是最好的，语气中流露出了无奈和焦虑。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老人家的正确，证明了老人家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证明了老人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典范。就像所传朱总说的那样，“每次大家反对他（毛主席），每次事后都证明大家是错的，他是对的”。革命年代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是如此。是谁在一直唱高调，导致后来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不敢妄下断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绝对不是那个唱高调的人。

（八）《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节选）》

 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会议上，毛主席一再强调人民公社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不能一成立人民公社就要消灭生产队所有制，批评了“共产风”。与他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反对“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是一脉相承的。随后，他还亲自起草了《郑州会议纪要》，“规定了”“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今天全国2000多个县长不知有哪个还亲自起草会议纪要。

（九）《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1959年3月30日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59年3月29日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批评“共产风”是“劫财”。把“共产风”说成是“劫财”，意思是谁刮“共产风”谁就是劫匪。可见老人家对“共产风”是多么痛恨。

（十）《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

 1959年6月11日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说道：“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可见，毛主席压根就没有什么急于求成思想。

（十一）《粮食问题》

 1959年7月5日在庐山政治局会议期间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7月4日《关于1959年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写了长篇批语。其中一句：“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以前总听说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只种粮食，不给自留地，这事跟毛主席肯定沾不上什么边。

（十二）《读苏联<</SPAN>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这个读书小组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主席发表了许多谈话。文集里收录的这篇文章就是毛主席谈话的一部分，这些谈话中，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阐述，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有指导意义。文章很长，建议朋友们读一读。比如其中说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话我们听起来好像很耳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比如“‘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这不就是特色理论吗？

（十三）《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1960年3月23日，毛主席看了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二期后，针对当时重新刮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专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写了长篇批示：“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党中央主席五次三番都制止不了“共产风”、浮夸风。对比毛主席1958年起纠正浮夸风和“共产风”的语气，起先是商量的口气，后来越来越严厉，到1960年春开始比较严厉了。其实毛主席是一贯民主的，不愿意采取家长制作风武断命令，从这几年纠风态度的对比我们不难得出这个结论。至于到1960年春开始有些“不处理不行”的语气，绝对不是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