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大跃进期间著述

（十四）《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

 1960年3月30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指出当时的消极方面“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一个退居二线的党中央主席，亲自起草这样的文件，从这个文件中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到“中央”对几年前要求“克服‘五多五少’”的指示“后来没有再过问”，“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显示出毛主席对于“中央”克服“五多五少”不力的官僚主义不满。

（十五）《彻底纠正“五风”》

 1960年11月15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批示，要求彻底纠正“五风”，“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到1960年底，“五风”还是很严重。毛主席关于纠风的语气也越来越严厉，但这不是野心家们说的“武断”，而是一种“焦急”。

这个批示中有这样一段：“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这里说的中央指示是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中央这个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的指示信可能不是毛主席起草的，我的依据是没有收入《毛泽东文集》，但肯定不是刘周陈邓主持起草的，否则肯定收入他们的著作集。我估计应该是毛主席主持下制定的，因为不仅他在督促十二条的落实，这十二条与他这几年对“五风”的态度也是一脉相承。

接着，在11月28日，他又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发出指示信《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可见老人家纠正“五风”之迫切。

（十六）《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1960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毛主席有很长的插话，其中一部分以《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为题收入文集。指出“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一定要坚决退赔”。称公社从农民手里拿来很多东西是“‘黑手’起家”。指出“‘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从1958年起，毛主席一直在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的错误。可是，到1960年底“五风”仍然很严重。这个时候，国家已经很困难了。那么到底是谁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地重复1958年的错误？如果按《决议》的说法，到底是谁在“严重地泛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呢？这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绝对不是毛主席在“严重地泛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我们看到，到1960年底，毛主席纠风的语气，已经十分严厉了。这难道叫武断？

（十七）《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

对于中央工作中的错误，他总是勇于承担责任，包括那些他一直在纠正的中央的工作错误他也承担下来，从来不推诿。在1960年6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主席写了《十年总结》，其中的一部分《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收入文集。“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本文作者按：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本文作者按：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本文作者按：1959年4月2日至5日）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对于经过那么多部门研究、那么多决策机构讨论确定的1959年完成1650万吨钢的责任，他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如果说毛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的话，最多是承担一点领导责任，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或者直接拟定经济计划的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另外，毛主席这一时期的著作中，要求储备一点粮食的文字比比皆是。如果各级干部真按毛主席的要求储备一点粮食，后来的饥荒可能要轻得多，甚至不至于饿死人。还有一些与经济问题无关的文章也可以证明毛主席在“大跃进”时期根本没有骄傲自满情绪，比如1959年2月21日同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谈话时，谆谆告诫：“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如果像有人以为的那样，毛主席此时已经狂热了，应该向非洲人民提出赶快建设共产主义才对呀，怎么会叮嘱他们“要准备长期斗争”呢？

从以上这些文章来判断，“大跃进”期间，毛主席的头脑一直是非常冷静的，根本没有因为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而忘乎所以。毛主席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根本没有重大错误，绝对没有“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相反，是他在一直纠正别人的错误。正像他自己在1959年4月说的那样，“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