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援越抗法”纪事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刚刚建立一年的新中国就敢于出兵与美国的侵略行径直接对抗，世界为之震惊。当全球的目光聚焦到朝鲜半岛时，一支由中国高级军官组成的顾问团正秘密潜行在中南半岛的热带丛林中……

　　

越南人民军冲击法军阵地。

　　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历史上渊源深远、交往密切。近代，中、越同遭殖民主义列强的侵略奴役，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斗争中，两国人民长期相互同情、相互支持、共同抗争。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越南共产党随即发动总起义，于9月正式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然而，在二战期间被迫退出印度支那半岛的老牌殖民者法国又派兵重返，在1946年发动侵越战争，越南自此展开了长达8年的抗法救国战争。独立后的越南虽曾积极努力，设法寻求国际承认，争取美国、苏联等大国以及中国国民政府的援助，但都毫无结果。为法军攻势所迫，越南共产党领导军民退守北部山区和农村，继续开展游击战争，进入了极其艰难的相持阶段。

　　1949年，中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消息使越南军民大受鼓舞。10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越共中央派出的两名代表就抵达了北京。李碧山，即李班，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华侨司司长、越南共产党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1933年至1946年曾在中国从事革命活动；阮德瑞，越共干部，精通汉语。李碧山与阮德瑞此次北上之行，目的是重建因各自解放战争而中断的中越两党联系，并向中共中央请求帮助，具体内容为：提供3个师的装备和其他物资援助、1000万美金财政援助，以及派军事干部前往越南等。实际上，越方受自身斗争条件所限，且仓促北上求助，很难确切说明需要何种帮助及可能运输与实现的数目。

　　新中国诞生之际，国家积弱落后、千疮百孔，既未实现全国解放，政权亦需巩固，各项建设事业百废待举，面临着重重困难和艰巨任务。尽管如此，在越南提出要求后，中国仍毅然迅速做出了援越抗法的决策。1949年12月，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一、先援越部分武器弹药及医药物资，同时在边境地区进行一些贸易，了解情况后再派军事干部赴越并逐步增加援助，至于1000万美金的要求则不予答应。二、派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作为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赴越，主要任务是“转达两党的意见，沟通两国之间的关系；还要搞好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供制定援越计划的依据”。三、建议越共中央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来华，商讨和决定建立两党关系及反帝斗争中的各项问题。1950年1月初，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就国内请示回复越南地方的有关要求时指示：应准越盟（越南独立同盟的简称）人员（包括武装部队）在需要时及困难时通过我境及到我境躲避，我方党政军必须尽可能给越盟人员及越南人民以便利和帮助，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同志一样。越盟所需炸药、炮弹、子弹、粮食等项，应尽力帮助。

　　紧接着，新中国在外交上采取重大步骤，于1950年1月18日同越南建交，成为国际上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这对越南无疑是一个巨大支持。胡志明深感获得中国援助对于改变越南抗法战争相持局面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顾六旬高龄和法军封锁，毅然亲率越共中央代表团，赤足步行17天秘密进入中国境内，经由中共安排于1月30日抵达北京。就在三天前，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已致电刘少奇指出，对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经过会谈，中方对越方要求给以满意的答复，并由朱德、聂荣臻、李维汉、廖承志等组成一个委员会，具体处理胡志明提出的问题。

　　随后，胡志明辗转万里前往莫斯科寻求苏联援助却碰了壁。斯大林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和东欧各国受到严重的战争创伤，苏联还要帮助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恢复和建设，负担很重，而中国是越南的邻邦，熟悉越南的情况，所以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而对越援助则主要由中国负责。

　　

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陈赓（左三）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左二）、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左一）在一起。

　　1950年3月，胡志明与毛泽东同返北京后，双方再议援助事宜，中方表示将尽力向越南提供抗法斗争所需要的一切援助。在中共中央做出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经强调过：“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罗贵波回忆，毛泽东后来在他汇报工作时也曾谈到：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有义务帮助尚未获得解放的国家的人民，这是国际主义。

　　经中越双方商定后，1950年4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罗贵波为中共中央联络代表，从最初设想工作3个月改为常驻越南，负责与越共中央协商援越抗法重大事宜；组建以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派赴越南协助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很快选调军事、政治、后勤方面有一定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营以上干部59人，连同工作人员共计281名，组成了军事顾问团。此时，先期到达越北的罗贵波已经开始与越方商讨如何粉碎法军对中越边界的封锁，为援越打通交通线的问题。6月，中共中央应胡志明要求，决定再派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短期赴越，实地帮助越方组织和实施边界战役。

　　6月27日，就在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接见了韦国清及到京的顾问人员，明确指示顾问团要帮助越南建设正规军队、帮助他们打胜仗，要求顾问团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要从越南的实际情况出发、帮助他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毛泽东嘱咐说：到越南去当顾问，是执行光荣的国际主义任务。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人民已经得到解放，但越南人民还在法国殖民者的铁蹄下受苦受难，大家不但应当同情他们，还应当伸出双手援助他们。胡志明主席和许多越南人，曾经参加和援助过中国的革命斗争，有的还流血牺牲了。现在大家援助他们的抗法斗争，是完全应该的。当顾问就是当参谋，给他们的领导当好参谋。要多作调查研究，想办法，出主意，不可包办代替，更不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一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要尊重他们，团结他们。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要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中国人民的事业来办。

　　接见后，这群刚刚走出解放战争硝烟的军官们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当世界的目光集聚到朝鲜半岛时，新中国派出的第一支援外军事顾问团正开始向南方边境地区秘密集结，中南半岛的战局已悄然地发生着变化。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援越的各项工作紧张有序地开展起来。中南军区和西南军区奉命调集越南军队所需的武器弹药，并由广西省军区抽调汽车团，开辟柳州经南宁入越的运输线，运送交付援越物资，为边界战役做好后勤支援。7月下旬，陈赓率来自二野的顾问人员由云南入越，先抵达越北太原市越共中央所在地，会见胡志明，共同研究了边界战役的作战方针。与此同时，其余选调顾问人员均到达广西南宁集结，正式组成赴越军事顾问团，由韦国清任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任副团长。

　　

胡志明与中国军事顾问团在北越根据地，左起：范文同、长征、阮志清、胡志明、陈赓、黎文良、罗贵波。

　　8月12日，韦国清率军事顾问团抵达越北高平省广渊地区人民军前线指挥部，两天后陈赓与之会合，随即投入战事准备。梅嘉生率军事顾问组、邓逸凡率政治顾问组、马西夫率后勤顾问组分赴人民军总参谋部、总政治局和总后勤局，朱鹤云、王砚泉各率顾问组到第三○四、第三○八师，并对这两个师和第一七四、第二○九、第一四八团的营以上部队都派出了顾问。根据越北战场的总态势和高平、东溪、七溪、谅山一带的敌情、地形以及越南人民军的实际情况，顾问团拟定了边界战役计划，主要是从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着眼，从敌弱处下手，先占领东溪等小据点，鼓舞士气，锻炼队伍，并采取围点打援的办法，争取在运动战中更多地消灭敌人，再逐渐进行大规模作战，最后攻克高平等较大据点。陈赓将计划上报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亲自审阅并起草复电。后经越南人民军总部研究，作战计划得到了胡志明的批准。他指示：“此次战役只能打胜，不能打败”，并希望陈赓“能包下这个战役的胜利”。陈赓表示，一定尽力帮助打好这一仗，但打胜仗主要还靠越南部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

　　边界战役从9月16日打响，到11月初宣告胜利结束。这是越南人民军首次大规模的运动战，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和歼灭战，战果辉煌，共计歼敌8个整营，毙俘敌8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收复了5个市、13个县镇，拥有35万人口、长达750公里的边界地区获得解放，法军在中越边界地区苦心经营的防御体系彻底崩溃。在越南人民军前指举行的营以上干部总结会议上，胡志明评价说：“边界战役是越南抗战史上一次最大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胜利。”11月1日，陈赓奉调启程回国。

　　从1950年底到1952年2月，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相继组织了红河中游、东北（18号公路）、宁平、和平等平原战役，同时从军事训练、培训干部、保障后勤入手，在越军扩建主力部队、加强军队建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接着，从1952年10月到12月，越军在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又发动了西北战役，歼敌1.38万名，解放了约2.85万平方公里土地和25万人口，不仅扩大和巩固了越北根据地，而且为最后的战略决战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入越三年，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战果。对此，越方表示高度肯定。为表彰顾问团的功绩，1953年9月，越南政府在越北根据地举行隆重的授勋大会，授予罗贵波、韦国清二级胡志明勋章，梅嘉生、邓逸凡二级军功勋章；授予军事顾问王砚泉、政治顾问李文一三级军功勋章；授予其他30余名顾问和工作人员英模勋章和抗战勋章。

1953年11月，法国派出大量伞兵部队，侵占了奠边府。

　　在战场的另一方，已经走向下坡路的法国侵略军并不甘心接受失败。尽管国内财政拮据、反战民情不断升温，法国政府仍决意继续以军事手段来解决印支问题。1953年5月，法国新任印度支那远征军总指挥纳瓦尔上台，立即部署新的军事计划，希望扭转在印支战场上日益被动的局面，并争取在三年内反败为胜。作为法国的后援，美国一直将印支半岛看作是远东防苏反共战线上的重要一环，在朝鲜停战后更加紧了干涉步伐，将对法军援增加50%，另为组建南越军队拨款4亿美元。据统计，从1951年到1954年7月,美国政府对法计划军援数额高达20多亿美元。不过，如此高昂的赌注也无法挽回法军最终失败的命运。

　　中共中央一直密切关注着越法战局形势的变化，在认真分析了法军的新动向之后，向越方提出了先夺取越西北和上寮、再逐步向南推进的战略方针。1953年11月，越共中央批准了中国军事顾问团拟制的冬季作战计划。正当人民军向越西北进军，准备攻打莱州之时，法军急调6个营空降到莱州以南的战略要地奠边府，并陆续增派兵力，修机场，建工事，构筑从奠边府到上寮的南乌江防线，企图重占越西北。12月，越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奠边府作战方案，决定成立奠边府前线党委和指挥部，由武元甲任总前委书记和总指挥，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为前线总顾问。胡志明指示：“全军、全民、全党务必集中全力打好这次战役。”

　　解放莱州后，越军开始对奠边府实施包围。而法军也迅速将该地区的兵力增至16个营，并划为南、北和中心3个分区，建成了由49个大小据点构成的8个据点群和2个野战机场，奠边府被宣称是东南亚的“凡尔登”（法国著名要塞），是“不能攻克的堡垒”。

　　虽然印支前线剑拔弩张，但法国国内要求停战和谈的呼声持续高涨，世界舆论也更多倾向于和缓国际局势。1954年2月,在柏林召开的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最终一致声明同意两个月后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的问题。关于和谈与战争的关系，毛泽东曾致电胡志明指出：“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奠边府战役是一场越南人民军前所未遇的大规模攻坚战，也是必须要打赢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中国方面全力以赴展开了支援，一面由中国军事顾问团在前方积极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帮助越方打消顾虑、坚定敢打必胜的信心，并自始至终直接参与制订和组织实施了战役计划；一面组织后勤，向越方提供了战役所需的全部武器装备和弹药。为确保越南人民军的攻坚力量，毛泽东还专门指示彭德怀：“越南必须增建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限期六个月内组成装备并训练成功”，“炮如不足，应从中国现有炮兵中抽调，让我们的一部分炮兵暂时变为徒手，以待将来补充”。

　　经过精心谋划和准备，越军于3月开始对严密包围的奠边府展开攻击，逐点分割占领，稳扎稳打，步步紧缩，到4月下旬已扫清了奠边府外围的据点，将法军逼至不足2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内。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召开。5月1日，越军发起总攻。在中国装备、训练的越军37毫米高炮4个营、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火箭炮各1个营相继赶回越南参战，发挥了巨大威力。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顾问团：“为了全歼守敌，取得战役的全部胜利，应很好组织发扬炮火，不要吝惜炮弹的消耗。我们将供给、运送足够的炮弹。”7日，法军投降，奠边府战役胜利结束，越军歼敌1.6万人。

胡志明主席亲自给中国军事顾问团颁发勋章合影留念。

　　军事上遭到沉重打击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已无力再进行外交上的交锋。7月，法国在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印支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停战实现后，法军撤出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北纬17度线以北的越南北方全部解放。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斗争，越南党和人民最终赢得了抗法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

　　谈起这段烽火岁月，曾任越南驻华代表和大使的黄文欢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自1950年至1954年的抗法时期，中国是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越南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都是由中国按照常年的储备量和越南各个战役的需求直接供给。”这些援越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有的是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国内部队装备中抽调的，有的是从苏联进口的，有的是用有限的外汇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的，一般在军费内开销，由解放军总后勤部记账，但只记数量并不折算价格。据中国军方的不完全统计，在援越抗法战争期间，共援助越南人民军枪支15.5万余支(挺)、枪弹5785万发、炮3692门、炮弹108万多发、手榴弹84万多枚、汽车1231辆、军服140万多套、粮食和副食品1.4万多吨、油料2.6万余吨、以及大量的医药和其他军用物资；至1954年底，共装备越军主力部队5个步兵师、1个工炮师（1个工兵团、3个炮兵团）和1个高炮团、1个警卫团，并为越军发起较大规模的战役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

　　事实上，中国对越南的援助远不止于军事援助。在派遣军事顾问团的同时，中方应越南的要求，根据越南党、政和财经工作的需要，又派出了政治顾问团，由罗贵波任总顾问和顾问团团长。中国在越顾问人数多时达100多人，下设办公室、财经组、公安组、文教组、土改组、统战组、整党组等。中国顾问们大部分直接驻在越方相应单位开展工作，包括协助越方调整机构，统一财政，整顿税收，研究制定征粮法、税收法和财务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制定年度收支预算，积极组织生产、增收减支；有重点有步骤地建立各级银行的组织机构，制定货币发行计划和信贷工作的章程办法；制定管理物价、平稳物价和物价为生产服务的具体措施和年度贸易经营计划，建立国家贸易机构，并有重点地建立地方贸易机构。工作中，顾问们为越方初步培养了一支财经干部和管理干部队伍。结果证明，政治顾问团与军事顾问团工作的有效配合，成为援越抗法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之一。

　　除无偿提供上述军用物资援助外，中国还向越南无偿提供包括粮食、食盐、布匹、药品、汽油、通讯器材、交通工具、生产器具、各种食品等民用物资的援助。在交通方面，由于滇越铁路暂时无法修复，为保证援越物资的运输，中方首先抢修了中国境内从广西、云南到中越边界的公路，随后经与越方商议，派出由公路交通部门的10名专家组成的综合顾问团，指导越方在越南境内分别各修一条公路联通广西和云南，所需工程物资，全部由中方照数供给。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显示，根据财政部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54年，中国共无偿给予越南价值17．573亿元人民币的物资援助（包括1954年战后和平恢复初期帮助越南建设支出的部分）。

　　1989年奠边府大捷35周年之际，武元甲接受了越南《人民军报》记者采访。这位人民军的元老坦言：“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奠边府战役和整个抗战中来自中国“巨大而有效”的援助，中国曾在“物质上和经验方面尽心尽力援助了越南”。

　　滇桂后方情谊深

　　中越陆地边界长达1300多公里，中国一侧为云南省和广西省，当地的地方党组织和武装力量与越南共产党很早就建有联系，解放前，中共滇桂黔纵队在困难时期曾转移到越南境内，受过越南同志的保护和帮助。解放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滇桂很快成为越南抗法战争的大后方，担负起援越后勤供应、军事训练、干部培训、医疗护理、普通教育的繁重任务。

　　早在1949年12月，刘少奇就电询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中共广西省委是否可以在弹药、粮食上给越南以援助。在中越两党建立联系后，根据越方的要求，中方开始着手调运各种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并迅速开辟了滇、桂两地入越的运输线。云南和广西除负责运输外，还直接承担了援越物资的筹措。

　　1950年4月，胡志明致电中共中央，要求越南军队和军事干部到中国受训，中国向越军供给装备、炸药、钢铁、机器和3000吨粮食等物资。中共中央同意提供帮助，即令云南、广西准备训练越军的计划，由广西运粮1000吨至越南高平之重庆，由云南运粮2000吨至河口、河江。此时，广西、云南刚刚解放，部队和机关的粮食自给十分困难。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提出希望能予免运，中央认为拒绝越南此项要求不妥，要求云南方面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将自己食用粮食分一部分运给越南，尽可能地解决。

　　在边界战役准备阶段，中共中央特派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到边境会晤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了解越方对后勤保障的具体要求。之后，中方成立了支援委员会，以李天佑为主任，负责领导战役所需粮食、弹药、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筹集和运送工作，并在边界附近的中国境内，设立了两所专门收治越军伤员的野战医院。毛泽东还指示中共中南中央局、广西省委：“粮食不足时，广西省委应负责接济并运至友境。汽油及其必需物资，亦由广西负责，随缺随补。”

　　当中国援越物资开始运进越北根据地时，越军部队第一批4个主力团进入滇桂接受装备、训练，整训期间按中国人民解放军标准由中方负责供给。抗法战争期间，在分批次帮助越军训练主力部队的同时，中方还在滇、桂帮助越军开办军官学校和驾驶、通信等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班，培训军事、技术干部1.5万余人，有力地保证了前方作战和军队建设的需要。

　　奠边府战役对越南抗法战争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越军急需粮食补给。与奠边府相近的中国滇南地区并非产粮区，但仍千方百计设法完成了这项艰巨的政治任务，仅从云南省金平县就先后调集1700吨粮食。金平县的畜力严重不足，运输极为困难。蒙自专署又动员了蒙自、开远、建水、屏边、龙武、曲溪、石屏等7个县的1000匹牲口，驮马料30万斤，前往金平帮助运粮。中方还安排打造6000个竹排运粮。凡此一切所需开支均由中国政府支付。正是中方的艰苦努力和无偿援助，才保障了越军在奠边府战役中的粮食供应。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左二）、朝鲜外务相南日（左一）、越南外交部长范文同（左四）合影。

　　援越抗法战争期间，广西、云南还成为越南普通教育的后方基地，既保障了越南师生的安全以及教育工作的持续不断，也减轻了越方在财政、供应以及保卫等方面的负担。

　　起初，越方在1950年10月要求送150名儿童到中国学习。中共中央考虑，由于中越双方语言文字各不相同，如将这些孩子分散各处安排对双方都有困难，于是向越共中央建议：即由你们在广西的南宁办一个学校，由你们派主持人和教员，由中国派一部分中文教员，并由中国供给房屋伙食及衣服等，专收越南学生，用越文教授中学或小学课程，同时学中文。待他们中学课程学习完毕，又学好中文后，即可分散送入中国各大学或专门学校。接收学生人数以学校容量为限，但不限于150人，可多至300人到500人。12月，中方再同意越方将几所学校暂时迁至中国境内。

　　1951年7月，专门接收越南学生的桂林育才学校和南宁育才学校（越方称“中央学社区”）分别创立。前者设初中、小学各l所，师生员工l000多人；后者相继迁入中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中文学校、中学和小学等多所越南学校，最初师生员工2000多人。胡志明亲自为学校制定了“团结，学习，进步，服务”的校训。1954年春，桂林育才学校师生转移至南宁，并入南宁育才学校。与此同时，越南将在江西庐山的子弟学校（原为越南少年军校，1953年从越南迁至庐山）迁到桂林，改称桂林育才学校。1955年以前，桂林育才学校的一切费用开支（包括学校开办和建设费用，解决粮食、医药、办公日用品、学习用品、床铺、衣服等各项供给等），全部由中方负担(中央拨款给广西)。到1958年全部迁回越南为止，育才学校共先后接收越南青少年和儿童共约7000人。

　　中国除援助开办了上述越南学校外，还于1953年9月由中联部、高等教育部、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广西省教育厅派人到桂林筹建了“越南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1954年1月改名为“中国语文专修学校”）。学校经费由中国高教部拨给，师资由中国人民大学、广西大学等大学和京、津等地中小学抽调组成，教职工合计70人，1954年最多时达91人。学校任务是：帮助越南留学生在一学年内，掌握中国语文的基础知识，提高阅读中文和会话的能力，以便进入中国高等学校或中等专业学校学习。

　　在越南前方战火纷飞的年月里，这些越南青少年和儿童在中国的滇、桂得到了弥足珍贵的和平环境，在中国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无私帮助下快乐地成长。其中不少学生后来成为越南政界、教育界、文化界等多领域的杰出人物，如曾任越南政府副总理的武宽，越南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组织部部长陈庭欢，越南国会对外委员会主任武卯，越南社会科学院院长陈抗战博士，越南通讯社社长黎国忠等等。育才学校的校友们后来组成了联谊会，在中越两国友好交往中一直十分活跃。“一段育才行，一辈中越情”，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育才学校的校友们更加真诚地希望中越两国老一辈革命家亲手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中越友谊能永远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