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逻辑进程

三、呼唤价值

一场全面的动荡趋于平静之时，人们也开始积极的反思，大规模的武斗高潮即将过去的时候，各种思潮涌现出来。笔者因为偶然的机会，得到一个特别的文本——它是四川某高校两个造反派红卫兵写出来的。写这个东西的目的是引起思考、引起讨论——这篇东西的标题就叫做《大家来讨论》。但同时，这个文本实际上总结了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思潮，这个文本真实的反应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具有很高的思想史的价值（全文附后）。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二）四川问题；（三）右倾翻案风；（四）是大革命，还是大悲剧。除第二部分讨论四川具体问题外，其余三个部分，皆是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最具特色的在于，整个文本以提问为主，对一些根本问题，只是尝试性的提出一些回答。而我们知道，往往思考的深度并不在于能够解答一些现有的问题，更在于能否提出有意义的新的问题，因为提出新的问题的前提在于对现有全部问题的真正把握。

第一个部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

文章首先引用了列宁的话：“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随即发问：“在成功的胜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动？即阶级阵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动？”作者并没有立刻给出他们自己的回答，而是，以当时两篇很有名的文章提出的观点来回答这个问题：一篇是《四·一四思潮必胜》，一篇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两篇文章在全国的影响很大，引起了很多思考。概括的说：两篇文章所代表的两种思潮的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两种对文革的理解：

以《四·一四思潮必胜》为代表的思潮，认为文革应该是一种有限的革命；以《中国向何处去》为代表的，是一种主张激进的彻底革命的理论。但是，仔细分析，两种“理论”是在同一逻辑进程中的程度的差别——五十步与百步的区别，而不是真正的原则分歧。《四》思潮，可以说是一种改进论的思潮，《中》思潮是一种更为激进的思潮。但是，这两种思潮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差别只在于他们对于形势的判断。如果对于形势有着严峻的估计，彻底革命是不可避免，如果对于形势的估计相对乐观，那么，改进论就是有市场的。改进论并不是反对彻底革命，问题只在于形势是否严峻到需要彻底革命的程度。

这是一种在现有框架下的展开，但是，这样的逻辑展开之后，效果却可能是对这个框架本身的解构。因为，穷尽了现有框架的全部可能性以后，实际上也就是现有框架的解体的开始。《大》的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展示了两种思潮以后，作者提出问题：

这两种理论是不是相互批判呢？如果说是在互相批判，那么谁对谁错呢？如果这两种“理论”都错了，你又怎样来解释它们的互相“批判”呢？你能指出他们共同错误的实质在哪里吗？

实际上这个问题就暗含了一个解答思路，那就是两者可能根本就是一样的，并无实质差别，只有程度差别。那么，他们共同错误在哪里呢？如果两者都是错的，什么才是对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重新来过，于是，就会遭遇一些新的问题，这就是《大》的作者所指引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些矛盾在怎样表现着？怎样斗争着？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革命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或者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进行的革命有哪些相同点？有哪些不同点？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仍旧是“政权问题”？

“政治大革命”的含义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包含着哪些内容？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妄图复辟的主要资本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主要斗争形式是“翻案”？其活动特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两面派”？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优势来向阶级敌人主动进攻？为什么这次文化大革命要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式，采取有领导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方式？

如果我们不是满足于浅薄的认识，而要将这一系列的问题看作是一个总体的思考和内在联系，那么，我们立即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组成的总问题就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所依据的理论是怎样的？《大》的作者所列举的所有问题，都在这个总的问题之中得到解决。实际上，笔者在本文第二节已经做了全部的回答。但是，这个回答本身只是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框架内，梳理了整个文革理论的环节和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此，如果我们将第二节的逻辑继续展开，那么，我们会遭遇到《大》的作者遭遇到的同样的问题：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应该怎样进行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应该按照什么原则来划分社会各阶级？应该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

因为，只有了解何谓“阶级”，才能明白何谓“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概念成了这个问题当中的核心要点。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大》的作者感到犯难了，或者说一种理论上的困惑。有感于这种理论上的困惑，《大》的作者尝试性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

在社会主义社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中，先进思想的作用一般地大于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上层建筑的自觉改造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因素；“精神变物质”的原理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

也就是说：在抛弃了以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来对社会各阶级做划分方法以后，重新提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力量——即先进思想、先进理论的作用。也就是说，把之前那种阶级划分方式彻底颠倒，抛开了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来思考阶级问题，因为不这样的话，就无法解释文革中出现的工农群众划分为两派并开展激烈斗争的现实。这一点是连毛泽东本人都感到困惑的，他说：“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所谓“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乃是从共同经济、政治利益的角度来思考的，但是，恰恰是有着共同利益的人的内部发生了分裂，这样一种现象必须得到合理的解释，不然，理论就变得不够彻底。于是，这个时候，只能求诸于精神的力量、思想的力量。

马克思曾谈到：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5节。《马恩全集》第4卷，第196页。）

汪晖总结了马克思关于阶级问题的言论，提出了区别结构性阶级概念和政治性阶级概念的思路，这一条思路并没有真正超出马克思的论述。这条思路有三个方面，汪晖着重强调了政治性的这一方面，也就是马克思讲的在斗争中，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汪晖认为，基于阶级对抗，“使得阶级概念从一个客观的概念转化为一个主观的和政治性的概念、一个从运动的内在视野出发才能展示其内涵的概念，即阶级是一个过程——一个形成阶级的过程、一个将阶级建构为政治主体的过程。”【12】 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汪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政治组织的阶级属性与该组织的及其成员的政治价值和社会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并不直接取决于组织成员的阶级出身。在政治的意义上，与其说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存在前提，毋宁说“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并最终实现“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使命提供了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动力。没有这个使命，没有与这一使命相关联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动，就没有这一政党的存在。【13】

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汪晖的结论与《大》的作者们的结论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接受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基础性的阶级结构的约束”，同时，他们又特别的强调了精神的作用，特别的强调了主观的政治价值和社会理念。基于这样的对阶级概念的看法，延伸到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讨论中时，实际上，就引出了一种试图超越“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形式，也就是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得以实现的方式。

由于阶级概念被汪晖区分为两个——结构性的和政治性的，因此必然的就会讲到：“有必要区分两种并不相同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第一种是巴黎公社式的，他认为：“巴黎公社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另一方面又越出自身的历史范畴，成为一种与一切‘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

他引用柄谷行人的看法，进一步加以说明：

在这层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参与性民主，它不仅是在政治选举的层面上，而且也是在生产关系的实际基础上产生的。它既是立法机构也是行政机构。它具有一种不但可以选举，也可以罢免立法官员和行政官员的制度。”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里获得了权力的时候，恩格斯放弃了实现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念头；此后欧洲议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政党斗争接受了公社坚决加以拒绝的资产阶级国家及其一切制度框架。【14】

另外一种无产阶级专政，汪晖认为，就是苏联和中国的体制。他认为这个体制一方面是实现了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另一方面是“从革命政党为领导、以及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形式，转变为以官僚化的党-国体制为框架、行使一切国家事务的权力体制，即无产阶级专政从一种与一切‘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和参与性民主转化为合法垄断暴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结构。” 【15】这样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方式，其结果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地位与国家立法行政体制之间的必要的区分和张力逐渐趋于消失。”【16】

其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是在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参与性民主，构成了‘文革’初期的特点之一。毛泽东重申革命政党的政治价值，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即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一个通向自我否定的国家和一个自我否定的政党。”【17】 这样一个结论，与其说是结论，不如说是一种概括性的描述。其所描述的内容，就是本文第二节所指出的那种逻辑展开。但汪晖并没有发现其中的核心之点，从文革理论的逻辑展开，到政治性的阶级概念，再到自我否定的国家、自我否定的政党……指引这一切发生的真实内容乃是：某种价值——革命的政治价值和社会理念。因为某种价值的追求，使得人们要求不断的改变与前进，从而拒绝革命政党向官僚体制滑落。这种价值究竟是怎样一种价值呢？其实，我们甚至都不用去管这种价值到底是怎样的内容，抽象的称为某种价值就行了，因为，什么价值是无所谓的。正如汪晖的论证，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欧美议会民主国家，政党危机是一个普遍现象，他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去政治化”的过程。他甚至认为：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几乎每一次政治变动之后，如法国大革命失败之后，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欧洲和亚洲的60年代之后，以及1989年的社会运动之后，都存在着广泛的、各不相同的“去政治化潮流。”【18】

而在汪晖看来，“去政治化”的关键在于政治价值的颠覆和消退。如果是这样，初步的治疗的药方也是清楚的：“重新政治化”的不可避免的途径也就在于重建政治价值，激活我们的政治空间和政治生活。【19】

问题进展到这一步，笔者不得不将汪晖先生的成果暂时放下，但请读者们记住他的“重建政治价值”的结论。我们将转到另外一位先生的另外一本著作中来，通过对这本著作的批判性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的逻辑进程将进一步的展开。而对于《大家来讨论》的其余部分的讨论，将依据逻辑本身的形态，出现在之后的环节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