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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左翼内部的口水战和分裂

2018-1-9 07:58| 发布者: lusherwin| 查看: 1261| 评论: 0|原作者: 老田|来自: 转发

摘要: 在“话语经营者”层次上,左翼不可能统一,甚至会自动地符合话语权竞争的规则“文人相轻”,而只有走向毛主席曾经实践过的道路,要把现实的社会结构成为所有左翼的思考起点,才会有着共同的起点和对话的可能,并有可能产生最终的共识。


回顾左翼内部的口水战和分裂

——从话语经营者、制度设计者和革命实践者之间的差别谈起



老田曾经谨慎地避免陷入左翼内部的口水战,也不太主张来一个思想上的分胜负,认为这不是左翼思想进步的可行方法。这一篇文章也只是讨论左翼内部的学风问题,针对一些网络文章中间的倾向,讨论左翼思想和学术突围的可能道路。文章对事不对人,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一、话语经营者、制度设计者和革命实践者的区别

  启蒙时代的思想大师们,也与毛主席这样的革命家一样,期盼着一个新世界。因为有着这样的相似性,曾经有人把卢梭与毛主席进行对比,但无论两者有多少相似性,他们之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主要是一种“话语经营者”角色,对他而言需要告诉人们一个新世界为什么是可欲和可能的,因此,逻辑彻底论述周延乃至于许诺完美都是绝对必须的;但毛主席是革命家,面对真实社会中间的各种潜在力量和障碍,除了要向人们展望新世界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集结力量克服各种障碍并推动世界的转型,革命家始终要面对现实社会中间力量对比的局限以及必须就有限的力量去应付最紧迫的任务,所以,逻辑严密和面面俱到的周延,都是现实世界中间不能成立的。

  毛主席说“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弱势敌人”,这不仅仅是一种军事方略,其实也是一种思想进路:始终关注如何经济地使用手中有限的力量去求得逐步的成功,并且还要追求每一份成功的代价都最小化,这种经济地使用力量的方法,就意味着放弃面面俱到的目标设计,不奢望一次性完成革命目标,始终坚持把眼光集中于非常有限的目标上,而整体的进步只能耐心地等待力量对比的变化去逐步求得,持久战思想本身也是一种积累量变为质变的思路。因此,在话语经营者看来必不可少的逻辑彻底论述周延,则意味着四面出击,胡乱地使用有限的力量。毛主席始终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前者是如何建立根据地并逐步凝聚革命的依靠力量,后者是如何避免在力量对比不利的城市及其周边使用有限的力量,决战要留待力量对比已经产生根本变化之后才进行,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不是姑息和纵容敌人,而是等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1927-1938年毛主席与中央主流派的争论,近似于革命家与话语经营者之间的分歧,毛主席与党内大多数高层在观察视野上几乎不能重合,毛主席始终关注革命力量的凝聚和经济地使用,纯粹的布尔什维克们关注革命的主要敌人所在以及关心革命的直线进展,完全不考虑力量对比。

  卢梭的言说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相似,只是一个呼吁者,不知道(或者说不太关心)据以推动历史进步实现新社会转型的力量在哪里、又将如何集结起来。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制度实践层面,比话语经营者前进了一步,他们设想要找现实世界中间那些强有力的统治阶级某些开明人物,把他们作为呼吁的对象,试图由现实社会结构中间那些既得利益者来实现历史转型。作为制度设计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比启蒙大师进了一步,知道了改变世界需要很大很大的推动力量,对于如何在现实结构之外去寻找变革力量,或者说在现实社会结构中间重新凝聚出新生力量,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盲点。

  很多左翼网友出于对社会现实状况的不满,就偏爱全面设计出一整套制度蓝图出来,这种“制度设计”和“一次性解决”的论证方式,落入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的窠臼,意味着超越了凝聚或者培训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的麻烦和不纯粹性,直接找到解决方案。这就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必须就已有的知识结构、价值规范和意识形态许可范围内,在最有力量和最成熟的人力资本状况许可的范围内(这是维护现实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力量所在),来寻找解决方案。这种提问题的方式和追问,本身就是精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等同于假设:在现存社会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其实已经能够找到解决方案。


  二、怎样才能做到知行合一 —— 凝聚力量的重要性

  真正的革命导师,则要超越这两者,不仅要展望一个新世界,还需要解决如何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间寻找并凝聚出推动制度变革或者社会转型的力量来,根据毛时代的表达实践,我把这种最终推动社会转型的力量称之为新生力量,而制度变革或者社会转型不能一蹴而就,每一步的变革都意味着一次新旧交替的量变,这个量变成果也按照毛时代的表达实践称之为新生事物。在新生力量推动的无数次量变积累之后,也就是说,一个又一个的新生事物萌芽并成长壮大之后,积累下来才是旧世界向新世界的质变。对那些期待新世界的人来说,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新生力量的凝聚,没有对新生事物的“过渡性”的心理准备,就缺乏持久战的战略耐心,拿很小的力量企图完成一次性的质变推动工作,就不可能超越策略和权宜之计的绝对限制——这种种计谋无不联系着如何调度现存的强大力量帮助完成质变过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多个派别,和后来的巴黎公社,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革命家们都有着一个明晰的新世界愿景,但是,他们没有能够培训出一大批新生力量去催生新生事物,由此逐步积累实现量变到质变,最终实现社会转型。孙中山因为找不到凝聚自己力量的方法,所以,往往要依靠会党和军阀,甚至还试图与日本人做交易,共产党对国民党诸革命前驱的批评相对公正:始终没有找到动员和组织群众力量的方法,一味地走上层路线。蒋介石后来背叛革命,实际上也意味着从那个时候开始全面与旧势力合作,正因为做了这样的选择,就意味着政治联盟的开放时间已经结束,在联盟之外的底层,任何思想觉悟和组织力量,就成为一种有待处理的威胁。

  法国大革命中间的雅各宾派因为缺乏足够的依靠力量,结果往往高估各种反对意见和不合作力量的危险性,“救国委员会”把过多的人不恰当地送上了断头台,换言之,过度镇压或者不宽容,是和缺乏足够的依靠力量和底气联系在一起的。毛主席领导的那场革命胜利之后,新中国合计只镇压了70万人,旧统治阶级的绝大多数都作为改造和团结的对象保留下来,这种底气或者宽容主要是与中国革命较为彻底地完成了底层民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相联系的,因为新政权有了足够稳固的力量基础,那些潜在的反对力量数量不大,不构成现实的威胁,就不需要采取极端手段进行肉体消灭。

  有且只有培训或者组织了足够的、可资依靠的新生力量,才能够真正实现思想与现实一致,抛弃为了寻求力量而不断地受制于策略和权宜之计的桎梏,推动历史走向思想指引的方向,实现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拿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相比较,中国革命的成功是进行了最充分的底层动员,走过了漫长曲折的思想革命和路线斗争里程,改造了革命者本身使其初步满足作为历史推动者角色的最低水准,从而实现了“有可资依靠的新生力量去推动和创造新生事物并最终实现社会转型”的条件。


      三、如何从话语经营者的角色走出来

  在“话语经营者”层次上,左翼不可能统一,甚至会自动地符合话语权竞争的规则“文人相轻”,而只有走向毛主席曾经实践过的道路,要把现实的社会结构成为所有左翼的思考起点,才会有着共同的起点和对话的可能,并有可能产生最终的共识。

  由于统治阶级排斥多数人的政治诉求和基本利益,结果产生了普遍的不认同,或者说民间的怨气,左翼网友的写作事业契合了民间的怨气,由此形成一种作者——读者之间的特殊循环:读者从对统治阶级的不认同出发很容易接受哪怕是简单的批判或者情绪表达,由此一些网友作者获得了远超其文章水平的肯定和赞誉。毛主席曾经对照过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宣传工具,说共产党之所以得到民众拥护并不是宣传工作高明,宣传文章写得好,而是因为与人民利益保持一致,不像国民党那样站在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上。来源于政治认同而不是文章说服力的过度肯定,对于左翼网友来说,应该正确对待这样一种“淌来之誉”,不应该简单自我暗示为自信心膨胀和自得自满,这会加深思想交流的难度。

  政治认同的作用,往往使得这样一群倾向相同的作者都得到读者群的过度肯定,这种现象有很大的腐蚀作用,西安的老同志李孑老同志指出:一些网友甚至有向着追求“小领袖”地位的方向发展,结果,就形成一种对待批评的僵化态度:每一份批评意见都被视为对确立“小领袖”地位的损害,由此激发强大的防守或者反击意愿,从根本上离开了思想和学术进步的最低要求,批评和反批评的口水战就自动地升级为顽固的派性,谁都没用办法协调。这种情况的产生和泛滥,其实是很多网友不能够正确看待自己的表现,除了毛主席曾经号召的“斗私批修”之外,恐怕没有别的解决方案,而且斗私批修还必须是自觉自愿进行的才有效果,外部压力不可能成功。因此,左翼网友对于多数人利益的事业,要有一种真正的“代入感”,把这个看做是自己的事业而不是自己出人头地的码头,如果看做是自己的事业,那么每一份批评意见、每一个左翼声音的发出,都将是共同事业的进步或者新生力量壮大的表现,值得善意地去听取、交流乃至于等待,自觉地避免意气之争或者损害团结的口水战,自觉自愿地适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

  如果左翼理论始终原产于许多个“聪明的头脑”,估计山头林立、派系纠葛不休的局面就很难告别。反过来,如果认为自己的头脑不够聪明,而把理论创新建立在前人的实践之后,这就需要站在老前辈的肩膀上去,需要认真地调查研究、学习历史同时大批量地读书,这种新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过程,将不是智慧的自发延伸,而是对于前人经验教训的总结,而且这种理论肯定也缺乏纯粹性和逻辑周延,但是,优点在于: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对曾经在历史进程中间起作用的各种社会思想态度,及其背后的利益纠葛和群体力量都有所认知和识别,也因为如此,就肯定与曾经的社会实践一样,对各种利益诉求和力量,充满着妥协、退缩和让步,彻底放弃逻辑周密和论述周延的话语经营者特色,就只能看到一条弯弯曲曲、朦朦胧胧的历史进路。

  各种聪明的头脑,大多产生于对现实社会结构和力量的“超越”或者漠视,结果发现自己比一切前辈和伟人都高明,能够凭空设计出前人没有“发现”或者放弃“实践”的新型道路, 由此产生了一种智慧或者道德上自鸣得意。就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间评价德国那种“真正社会主义”思潮一样:“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官方说的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学院派中间2009年就有人提出要“通三统”(打通孔夫子、毛泽东和邓小平三种传统),左翼内部又有人进行知识创新说可以实现这个和那个的合流从而超越这种那种片面性,这三种思想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智识上的创新,无法与现实社会结构和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诉求关联起来。

  有一个自由派人士周泉缨(文革时是清华四派的写手),以差不多中学生的社会科学素养,为今天的复杂社会开出完整药方,还在对西方经济学几近于无知的情况下,写了本数十万字的《彻底更新西方经济学》专著。这种情况在左翼网友内部也不少见,只以非常有限的学习成果和人生经验,就试图对整个世界的各种复杂情况进行全面评说,既不关注事实和材料,也不关注学习前人的书面知识和学术积累,却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到处发言“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以自己很贫乏的想象力,却什么话都能说,什么事情都清楚,还以此拒绝接受新材料和新知识,这实在是一种要不得的学风。如果放弃那种自鸣得意的心态,放弃以局限于贫乏的经验和知识去充满全部头脑和想象力的发言方式,就有可能逐步地引入一种开放性的学习心态:我自己看不清楚全部,那就看看前人的经验和进展,有可能的话,在左翼内部形成一个相互支持的学习网络,一个人的局限由另外一个人的观察来弥补,这个人的短板由那个人的长处来补充,在材料搜集、论证过程诸方面都形成互补的共同进步趋势。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远非易事,最低限度,左翼自己要自觉地超越话语经营者和制度设计者角色,认真地回归到实践者的低姿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里追寻那一点点可能的进步空间。这样形成的新认识,是在旧的基础上前进,新替代旧意味着抛弃旧的缺点和缺陷,逐步地引进一些微不足道的新东西。


  四、文革的认识论价值

  在一些左翼网友看来,文化大革命有点“讨人嫌”——竟然有那么多的无原则斗争和冲突,付出了那么高的社会成本和代价,结果使得为社会主义事业辩护都困难起来。恰好是在那些讨人嫌的地方,普通人参与政治及其隐含的期待,公有制社会中间的结构性力量对比和对立,才得以呈现出现出来。我们要站到前人的肩膀上去,就要面对新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核心问题:在公有制社会里面如何复制和再造出损害多数人政治境况和经济利益的结构性力量,同时,如何培训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去消解这种结构性力量,有且只有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会逐步取得进展,最终符合人的需要。毛泽东晚年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启示性意义就在于此,以此而论,文革不仅仅是一次群众性的政治实践,还是一种左翼学术进步的方法。

  革命年代争论过的老问题,在文革中间再一次提出来:如何最小化敌人阵营的力量及其反抗意志,如何完成自己阵营力量的凝聚并经济地使用有限的力量对准有限的目标,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这曾经是革命时代“路线斗争”的主题和内容。一个老三届初中生在四十多年之后反思说:当年的打击面大了,都是走资派等于没有了走资派。认识进步的缓慢程度,远远超越人们的预期,新生力量的成长过程也格外地漫长。当年毛主席说连科长都不要的人最终要搞到自己头上,但怎么说都没有人听,一些人还认为这是妥协和右倾,是缺乏革命彻底性的表现,是对老官僚恋恋不舍。所以,熟知并不等于真知,外来的知识要输入头脑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正如当时最流行的认识论口号所言“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

  对于左翼思想和学术的进步而言,文革这场“认真的演习”真实有效地揭示了公有制社会里面各种蜕化趋势是如何表现的,如果既存社会结构中间有什么能够抑制这种蜕化趋势,那么催生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的步骤又能够是什么样子的。理论不是超越现实社会的凌空踏虚设计,需要在文革所揭示的力量及其弊端以及既存社会结构基础上展开。

  很多批评毛泽东和文革的左翼网友指出:如果民主制度化将会如何如何,如果群众组织长期化将会如何如何,这是两种典型的“速胜论”思想——意味着真正的社会质变通过一次性不成熟的群众运动就可以产生,或者后退一点,文革起码要取得决定性的进步才算是不亏本。这种思想意味着反对或者放弃对新生力量的曲折教育和培训,或者把新生力量的“学徒期”想象得非常非常短——不经过曾多次失败的教训和深刻的反思,就能够“天才地”完成认识和经验的积累过程,不需要经由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多个循环就完成认识的飞跃,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超越旧有惯习的局限,进而能够从根本上担负起创造新世界的历史任务。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马克思在十九世纪综合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这三种思想都不是左翼思想,但综合之后就发生了质变,产生了革命性的思想资源。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特别是经历了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和集安社么年代,迫切需要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理论,一个老田很看好的方向是:综合新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积累,这也将会产生同样革命性的思想资源。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教育的普及,话语革新的需要同样是非常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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