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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应是战略、战役和战术的集成，然而毕竟是“初出之物”，是快速发展的中国于新时期试图引领塑造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处女秀，必然会招致内外诸多猜想与质疑，也必然招致内外诸多因素制约，因此面临着诸多变数。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统筹安全发展两件大事，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陆地海洋两大战略，是思考与应对“一带一路”变数的重要理论指南。“一带一路”当然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实践，理当检验丰富总体国家安全观。

一、道与路

古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兴盛，因为东西方生产力的落差，经过商品经济规律的投射，相关商品在东西方出现价值与价格的差异，东方的寻常物在西方被视为奇货，逐利商人借机渗透进来，不断拓展利润空间。价格利润牵引着商人不辞辛苦、不畏艰险从事长途贩运，利来利往，熙熙攘攘。“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鲁迅《故乡》)东西方与阿拉伯商人接力走出了丝绸之路，于是乎驼铃商队、黄沙落日、夜星晓月、绿茵雪山，一副副恢弘的历史画卷，在亚欧大陆的腹地被细致描绘，被次第展开。丝绸之路绵亘数万里，接续千余年，承载的不仅是商品与利益，更有文化与文明，路以载道，是道与路的融合。

市场与政府矛盾的变数。根据著名史学家卡尔·波兰尼的研究，市场尤其是大规模跨区域市场，多半是政府培育、政治干预的结果，没有政治的积极介入，或政府的不作为或消极作为，小市场很难生长成为大市场，跨区域的大规模市场则更难形成。古丝绸之路，因为缺乏政府的持续干预与有效协调，东西方贸易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时断时续。历史经验显示，在沿线各国，倘若有强国政府支持(如罗马帝国、波斯帝国等)，那么东西方贸易乃至文化交流便兴盛繁荣;倘若有强国政府抵制(如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等)，那么东西方贸易乃至文化交流便趋于萎缩。政府政策攸关市场盛衰，古丝绸之路做了很好的脚注。

今天，正在走向伟大复兴的中国，出于自身发展安全的考虑，出于地区发展安全的计较，出于地区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适时推出“一带一路”，让古丝绸之路所凝聚的文化精神，在21世纪重新焕发生机与光辉。正是因为中国的积极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甫一推出，迅即得到沿线乃至诸多非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成为逆全球化之浊水溪中的一股清流。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积极努力，包括一系列政策协调、规划对接、机制建设、项目实施等等，使得有关“一带一路”之市场(贸易、投资等经济交流合作)快速成长，蔚然大观、壮观，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史、国际关系史上的奇观。

然而，必须注意到，市场尤其是跨域规模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虽然与政府的干预介入密切相关，但是这类市场一旦形成，往往就会依照自己逻辑、自身规律，相对独自成长，这种市场属性、市场逻辑(核心指向商业利益)与政治属性、政治逻辑(核心指向国家利益)相区别，甚至截然不同。倘若没有意识到两者的不同，不仅会带来实际的困扰，在算经济账(小账)、政治账(大账)乃至战略账(总账)上来回纠结，而且很有可能产生方向性迷惑，尤其是国家战略利益被商业利益牵着鼻子走。

市场逻辑是在最有效率、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或时间开展经济活动，政府逻辑是控制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以便增加国家的权力和福利，经济主体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与政治主体的政治利益最大化，亦即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之间，极可能产生矛盾、发生冲突。虽然有着共同的利益与目标的政治经济混合体(即利益集团)的存在与发展，诸如通过政府补贴或相关优惠政策等形式，可能使钱权之间形成某种联合，达成一定平衡，缓和市场逻辑和政府逻辑的对立与冲突。但是，“一带一路”由政府策划谋划规划，最终都是要由企业去实施执行，企业的经济账与政府的政治账以及战略账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尤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企业利益，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府利益，本质上就是对立的、难以调和的，而且延伸到境外，在本国政府治权鞭长莫及的地方，则更是难以协调，将国家战略、政治利益托付给那些总是盘算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企业，自然有着更多的变数。

全球化进退的变数。以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为其内核的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各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开展经济活动的大前提、大背景，同时也是大跃进、大结果。全球化已历经多个发展阶段(趋势说)，抑或多轮全球化(周期说)。近代以来的全球化近乎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即以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等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外在表现形式的全球化，以进行资本积累、实现剩余价值、获取超额利润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以跨国垄断资本控制中小民族资本、广大发展中国家依附少数发达国家为本质特征的全球化，当下正在盛行的全球化深深地打上了美国烙印(如美元霸权)，所以有很多学者又称时下的全球化为美国化。

但是，全球化造成中产阶层的坍塌与两极分化，给这个矗立在金字塔顶端的国家造成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分裂，社会撕裂，反映到政党政治中，共和党(保守派)与民主党(自由派)之间的对立空前，也就是“左的更左，右的更右”，即所谓政治僵化与极化，驱使美国政府奉行更加有别于市场逻辑，在经济全球化上大路上大踏步的退却。美国社会政治外交的一片混乱，美国的不确定性，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稳定性。美国向何处去?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就是国际市场与世界经济的巨大也是最大风险，当然也是“一带一路”所面临的巨大变数。

文明大道的变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在西方国家主导、丛林法则盛行的当今世界，维护国家安全最终要靠实力说话。气力、武力、军力当然很重要，军事胜利是政治胜利以及战略主动的关键与保证。但是，军事胜利的成果，必须要政治加以巩固。以力服人不能持久，最终必须要以理服人，以治服人。军事行动奠定格局，政治博弈决定秩序，政治秩序决定经济运行规则。所以，蒙古人用盖世之力，建立了地域前所未有广阔的大帝国，但是只有一时的显赫，便分崩离析。因此，必须在实力奠定的格局基础上，进行积极的有效治理，拿出有足够吸引力的世界观、价值观，国家对外战略才能行稳致远。昔日帝国今日大国之治理需要武功，但是更需要文治，“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康熙大帝遗训历久弥新。其中，道德，也就是世界观、价值观至关重要。

今天的国际秩序，是二战期间的同盟国——军事胜利国，主导雅尔塔政治体系，而且用联合国及其宪章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在这个体系下，建构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即“三位一体”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制度与规则，确保了战胜国的政治与经济利益。雅尔塔政治体系以及“三位一体”经济体系的核心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而且还带有帝国主义的烙印。在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促进生产力发展——不断释放，产业资本让位于金融资本之后，该秩序活力不断降低衰减，熵值不断提高。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上的实际行动与其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政治主张越发乖离，导致矛盾日益积累并趋于难以调和。

一轮接一轮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在完成它应尽的历史使命，走向衰败，走向尾声，走向终结。美国也由世界资本主义的灯塔一举沦落为展示资本主义弊端的橱窗。长期以来，美国作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旗手、倡导者、规则制定者、秩序维护者，而今率先在全球化上急速退却，竖起了贸易保护主义旗帜，甚至成了反全球化的急先锋。全球化有利于资源、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有利于全球生产效率、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由于缺乏强而有力的“全球政府”的领导与调控，全球化带来的红利，在全世界范围内、在各个国家之间、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的分配有很大差异。其结果只能是将资本积累规律(即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无限放大，富裕的孤岛被贫穷的汪洋大海所包围，不仅是无产阶层被边缘化，中产阶级也因为上流化途径梗阻、下流化渠道通畅而导致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的与日俱下。中产阶层坍塌，导致美国纺锤状的社会结构蜕变为“M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立愈发明显突出，“99%vs1%”态势由此形成。

中国的倡议“一带一路”不应当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延续，不应当也不可能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全球化继续进行到底。中国主张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在公正、平等基础上，实现各个国家共享发展、确保各个国家共同安全，最终建成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饥饿、没有贫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开启的将是人类文明大道，当然就目前而言对相关国家更多的是一种远景、一种期待，他们对中国是否能够履行承诺，以及“一带一路”所承载的人类文明大道能否持久，也是充满变数。

中间地带的变数。尽管因为地缘政治变迁而时起时伏，但是古丝绸之路绵亘数万里，接续千余年，便捷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造福沿线各国家各民族。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掐断了欧亚大陆之间的陆路交通，传统的丝绸之路因为“奥斯曼之墙”的阻隔而被迫中断。尽管史学界对于“奥斯曼之墙”阻隔东西方贸易、中断丝绸之路，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正史一般都认同这一“史实”。这说明中间地带、过渡地带有着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即便东西方先后各具优势强力，但是中间地带一旦出现坍塌或阻隔，也难以形成正常的对流交流之形势。

目前开通的系列中欧班列，都要经过中亚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独立体的核心成员是俄罗斯，独联体的规则秩序基本上由俄罗斯说了算。作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以及域内大国，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与策略，对“一带一路”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俄罗斯是一个转型国家，国家战略也处在转型、调整、变动之中，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得中俄合作有了可靠保障，但是相关合作都有边线、底线乃至红线。发展中国家与转型国家，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确定性，即国家的发展与安全不断变迁，而国家利益随着发展与安全的变迁也在不断调整，尤其是随着竞争对手(如美国)施加的压力大小轻重缓急，彼此划定或默认的边线、底线和红线必然会出现舒张，各种各样的摩擦难以避免。

2014年3月克里米亚公投独立，俄罗斯同意接受克里米亚加入俄联邦的申请，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骤然紧张，美欧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俄罗斯迅即反制，对欧盟实施反制裁。被俄罗斯列入制裁清单的欧盟产品，不得进入俄罗斯，也不得过境俄罗斯。俄罗斯与欧盟的对抗很快殃及中国，过境独联体国家的中欧班列，不能运输欧盟的相关产品。中欧班列原本就因为欧盟一方货源不足或组织相关货物不力，去的多回的少，远不成比例。在俄罗斯与欧盟剑拔弩张的情势下，中欧班列返程的就更加稀少。这种中间地带的不确定性自然也是“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