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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

2018-1-10 23:2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170| 评论: 0|原作者: 许建康|来自: 砥柱中流

摘要: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其社会制度和政治统治的阶级基础,也是联合起来的社会生产力得以发展的最强大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国家在那里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农民群众是跟着工人阶级一齐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被资产阶级所利用,将小生产的自发势力演变成资本主义的同盟军和后备军。 ...
5、农业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同时表现为小农经济的殉难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以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当时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为典型,论述了农业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怎样必然地同时表现为小生产者的殉难史。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英国为典型,分析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来龙去脉,那是以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用暴力大规模剥夺农民土地为基础的。而似乎鲜为人知的是,在法德等国农业的资本主义化,除了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半封建土地经营方式向资本主义市场经营方式的缓慢转变外,主要是那里的小生产在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下两极分化的结果。这段长程历史虽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小农经济的状况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所揭示的关于市场经济作用的普遍性,却仍然是值得引起我们今天严重关注的。
  小农经济,包括同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只有在资本主义经营的大农业尚未加入竞争、城市工业的发展还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的时期,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才是保证劳动者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农村的发展和产业革命的胜利,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法德等国曾经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起源和盛行的地方。在市场经济的统治下,历史的长期发展趋势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自那时以来,这些国家的小农经济遭受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不断败落和日益贫困的悲惨命运。造成这种历史趋势的基本原因和主要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小块土地所有制本身,是以生产资料、资金和生产者无止境的分散为条件的。它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根本“就排斥社会劳动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资本论》第三卷第910页)。仅小农经济自身的这种性质,就造成了其耕种土地的不断贫脊和枯竭。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土地买卖盛行起来。它迫使小农为了占有和保持一小块土地,不得不从少得可怜的农业资本中拿出一大笔钱来购买土地。随着小农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资金周转日益成为再生产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农业不是建立在人工控制的工艺流程基础上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的物质转换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由变化无常的气候条件规定的自然生产力,从而农产品的人工生产和自然生长过程的非直接同一性,是农业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商品和资金周转的这种长期性和不规范性,给分散和微弱的小农经济在市场条件下的再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在经常遭遇的青黄不接的农业季节,资金的短缺使他们不得不以土地和尚未收获的农产品为抵押,长期遭受高利贷的盘剥。大土地所有者的介入,霸占了他们原先用于饲养牲畜和发展林业的公有地。大工业的建立则破坏了曾经作为他们正常补充物的家庭手工业。国家沉重的赋税和摊派对他们更是雪上加霜。他们以简单再生产为主的经济基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片的可耕地不断被豪华别墅、围猎场、高尔夫球场和风景林区所霸占。
  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商业和金融业的媒介下,大工业还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携起手来,和面向世界市场的种植园经济一齐加入了农业的竞争,给小农经济以致命的打击。农产品价格大幅度地下跌,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慢性的世界农业生产过剩危机。为了使农业的生产成本保持在低于价格的水平上,现在要求有较大的投资、一定的规模经济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由竞争规定的社会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农业预付资本额大大提高了。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都出于对“市场价格的依赖”,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经营。前者是由于滥用了“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科学”;后者则是由于完全缺乏这种手段(《资本论》第三卷第916页)。前者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仍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后者则陷入极大的困难或破产。小农被迫超常规地增大劳动强度,早出晚归直至精疲力竭,最后还得以大大低于自己生产成本的市场价格出售农产品。“这种较低的价格是生产者贫困的结果,而决不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他们“把剩余劳动的一部分白白地送给了社会 ”(《资本论》第三卷第909页)。分散的小农经济无法在一个充分展开的市场经济中与集中经营的大资本进行竞争。
  生产愈是社会化,资本,特别是农、工、商、银行相互紧密联系或一体化的垄断性资本,就愈容易在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全面割断小生产的命脉,使他们成为自己为所欲为的附庸和牺牲品。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工业品经常保持着垄断性的高价。由于大资本日益控制了农业劳动的产前、产后服务和加工部门,包括良种培育、饲料配制、谷仓冷贮、加工制作、交通运输和市场销售等等,在农产品的零售价格中,小农自己所得的份额不断下降。在工农业商品比价剪刀差的重压下,他们只能匍匐在自己的小块地上苟延残喘。马克思指出:“生产条件日益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于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资本论》第三卷第910页)
  在市场经济连绵不断的打击和摧残下,小农大量地破产,租地农户的数目不断增多,土地日益集中在以资本主义方式使用雇农从事规模经营的地主和富农手中。小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半无产阶级化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仍然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和他对这块土地的纯粹有名无实的所有制” 的小农,现在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一部分,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以利息的形式交给高利贷者,以利润的形式交给农业、工业和商业资本或它们的联合经营,而他们分散经营的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同时又破坏了他们联合起来进行反抗的力量,从而“陷入了同产业工人相对立的极其不幸的境地”(《马恩选集》第2卷第453页)。法国小农经济一个多世纪的悲惨命运,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实际上,小农上述不堪忍受的重负,已经由于他在种植业、饲养业、林业和传统家庭手工业所面临的全面困境,而不可能再由土地的收益来支付和补偿了。小农家庭必须从农业以外的收入中,为这种渐进的剥夺寻找新的支付和补偿的来源。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必然带来小生产的没落和破产。但是,“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它只是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周期性波动创造出潜在的和停滞的相对过剩人口,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资本论》第一卷第704-5页)。流动于城乡之间、经常准备着在城镇找到打工机会的农村过剩人口,作为产业后备军的潜在形式,是以农村大量停滞的相对过剩人口为基础的,因而是长流不息的。由此造成的劳动力长期的买方市场,使“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使大量来自农村的民工“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资本论》第一卷第705页)。
  作为城乡之间的游民,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半失业状态漂流困苦的生活,必然影响到农村更为贫困的停滞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走向,“把备受高利贷者盘剥的小农强迫地赶到现代家庭工业中”,使他们不得不以更加沉重的代价,通过分包合同等方式为工业资本、包买商们从事现代家庭工业劳动(《马恩选集》第2卷第467页)。他们和外出打工的民工们一样,同时是一小块土地、菜园和小房子的所有者或长期稳定的占有者,因而在资本家支出的雇佣劳动工资中同样拒付其供养家庭成员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甚至也不完全付给家庭雇佣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但是,家庭工业工人“不能不接受这种工资,否则就必须另找工作,而他要这样做就只有变成无产者,也就是说要抛弃自己的--不论是自己所有的或者租来的--小房子、菜园和一小块土地。只有在万不得以的情况下,他才会走这一步。”(《马恩选集》第2卷第465页)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比较早的历史阶段上曾经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东西--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占有房屋、菜园和土地,稳定的住宅--现在在大工业的统治下,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锁,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资无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并且不仅个别部门和个别地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是这样。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扣除工资过活和发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工人占有住宅,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一切农业灾难的唯一单方!”(同上,第467页)“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马恩选集》第1卷第696页)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资本论》第一卷第705页)当时仍遭受容克地主沉重的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双重剥削的德国小农经济,正是农村现代家庭工业的典型。
  当俾斯麦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为德国工业的迅速发展扫除了政治上最严重的封建割据的障碍之后,它发现:(1)“世界市场大部分已经被占据了”;(2)现在是“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进行竞争”(《马恩选集》第2卷第465、466页)。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为了在与英法等先进国家工业发展初期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争得世界市场上的一席地位,与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成了“德国出口贸易以及全部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同上,第467页)。即“构成我国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业至多只为小商品供应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则大部分由农村家庭工业来供应”(同上,第466页)。这是德国小农经济的地位和命运不同于其他西欧发达国家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于是,自己的小屋子和小块土地的占有给予现代工人的‘恩惠’,就十分辉煌地表现出来了。任何地方--甚至爱尔兰的家庭工业也不见得要除外--的工资都不象德国家庭工业中的工资那样低到了可耻的地步。”(同上)它象“铅秤锤一样也压低了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工人的工资,使它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同上,第466-7页)。“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德国才具有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一系列小商品的竞争能力。资本的全部利润都用扣除正常工资的方法榨取出来,而全部剩余价值则可以白送给买主。这就是大部分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同上,第466页)沿着这样的历史道路发展,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化,“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几乎一半德国小农被剥夺”,“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业和农业的革命”(同上,第468页)。
  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种“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资本论》第一卷第552页)。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小生产的衰亡和城市产业工人的联合与反抗,组成了几个世纪中动荡起伏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历史凯旋曲主旋律中响亮的三重奏。
  小农经济日益贫困和破落衰亡的历史命运,就是这样地被市场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必然规律决定了。至于一个国家具体的小农经济形式,究竟是采取法定的小土地所有制,还是通过租赁方式实际上长期占有小块土地,这个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不会从实质上改变上述他们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小生产历史发展长期趋势的基本分析。
  资本主义只是发展到了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资本主义大农业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奠定了发达的现代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才通过国家的强烈干预,使小农经济作为一个整体,随着农业长期落后和停滞状况的根本改变,避免了在风雨飘摇中彻底毁灭的命运。这个时期的国家,已经发展到能够依靠庞大的赤字财政预算和保护关税,自上而下地建立各种致密的机构设施网络,在农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上对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诸多自发作用实行严格的限制,不惜花费大量的国家补贴用以规划、组织和保护小农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工业和服务业的大规模发展又不断从农村吸纳过剩的劳动力。在生产力发展新的高度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些局部调整,扩大了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基础,使他们与小资产阶级长期脆弱的联盟得以稳定下来。然而,小生产者的分化仍旧每日每时都在进行着;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间天堂的梦想,始终没有实现。
  口口声声把西方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当作中国经济改革的理想目标的人们,只讲它静态的即时结果,不讲它的对抗性矛盾及由此引起的发展趋势,更不讲造成这种结果的历史过程和历史条件。他们把市场经济奉若神明,一次又一次地顶礼膜拜。他们忘记了或有意掩盖,西方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转变,暂且不说它们对世界落后国家的殖民侵略和掠夺,其社会自身亦历经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剧烈动荡。这对于象德国这样后起的、具有二元社会结构特征、农业长期落后、重工业急速发展的国家,尤其是灾难性的。内部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断裂,外部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造成了容克地主阶级、垄断资本、中小资产者、无产阶级和小生产者之间连绵不断的社会冲突和阶级对抗。植根于深厚土壤中的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长期活跃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从“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伦理社会主义、讲坛社会主义到伯恩斯坦主义,社会庸医的灵丹妙药裹胁着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的大棒一度甚嚣尘上。
  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和帮助下,德国革命工人运动的独立发展也曾使它成为当时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正如昙花一现的魏玛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命运所表明的,在当时的德国,不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阶级联盟无法建立起来,就是表面独立于社会之上、象水蛇般在各个冲突的社会力量之间来回游动,以不断寻求权力平衡点的波拿巴式的权威主义政权的长期统治,及其对社会生产和发展过程的强烈国家干预,也无法解决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跳跃式发展所带来的巨大不平衡问题。
  为了摆脱无法缓和的国内矛盾,德国竟贸然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最后不得不在“国家社会主义”的伪装下,求助于希特勒血腥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今天津津乐道地谈论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甚至不加批判地把它们统统称之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的人们,不应当忘记在世界市场已被占领并处于生产过剩的历史条件下,德、意、日这类后起的跳跃式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为了取得这一套东西,是怎样残无人道地牺牲了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无数的生命和财富。这才是一部有血有肉的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真实发展的历史。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一个多世纪中一直是它无可奈何的悲愤的受害者。
  结束语
  巴黎公社起义的失败,宣告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各种超国家的阶级调和理论的破产。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胜利,同时使得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得不打扮成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在共产党内。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与这股后来演变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党内右倾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当如何对待农民问题,一直是党内马克思主义与以修正主义面目出现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斗争的焦点之一。这在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尤其突出。
  正是鉴于法德等国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必然遭受的悲惨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历史过渡时期的一定阶段不得不保留对立的所有制关系和商品经济的情况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的社会主义纲领“所许的诺言使农民哪怕有一点借口设想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坏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恩选集》第4卷第312页)“工人政党当然应该首先维护雇佣工人,即维护男女长工和短工的利益;仅仅由于这一点,工人政党就不能向农民做出任何包括有让工人雇佣奴隶制继续存在的诺言。但是只要还存在真正的大农和中农,他们就非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们支持小块土地农民想长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的希望是荒谬的话,那末向大农和中农做这样的许诺就几乎是背叛了。”(同上,第313页)党内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斗争,不但反映在他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过渡时期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的原则争论上,而且也必然反映在这一时期党的组织路线上。
  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阶级的个别人物,但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要求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的农民或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者,“我们是不需要他来做党员的”(同上,第305,309页)。如果在党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中竟反映和支持这些利益集团的要求,并在组织上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那是“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同上,第305页)。
  列宁和毛泽东之所以被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公认为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俄国与中国这类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落后国家的革命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开辟了一条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跨越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过渡到不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道路,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列宁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包括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斗争,以及他的新经济政策所引起的争论,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加以论述。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特别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在中国有着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在改革开放中,解散人民公社,分田承包搞单干的做法,就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他们最初幻想主要依靠农村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就能在不发生两极分化、不为资本主义农、工、商业控制的情况下,顺利迈入小康社会,一举解决中国农业长期落后的老大难问题。农村改革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充分地证明:中国的个体农民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重新回到毛主席指引的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上来,和工人阶级结成巩固的联盟,坚持反对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才能使自己获得真正的解放。
  中国农业长期落后的问题,只有依靠集体农民当家作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要在现代生产力的基础上,把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和集体农民的社会劳动重新结合起来。一旦组织起来的集体农民在联合劳动中自己支配了他们创造的剩余劳动,而不再将它们白白地送给贪婪的外来资本和城乡新兴的资产阶级,就能避免人力、物力、财力和地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机构的指导和帮助下,自主地创造性地为自己的解放谋利益。
  正如南街村等一批坚持和壮大集体经济的先进典型经验所告诉人们的:他们能够利用商品生产,发展真正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和开展其他多种经营活动,在集体经济内部自觉地限制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打破下属各单个企业之间完全独立的自负盈亏的狭隘界限,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农工商一体化的联合经营,通过“以工补农,以工养农”的内部转换,把知识形态的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形态的农业投入,从现在起,就昂首阔步地走上大农业集约化合理经营和共同富裕的阳关大道,建立起一个又一个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自主发展的新型小城镇社区。认清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掌握了自己的发展命运,在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毛主席当年关于建设人民公社的宏伟蓝图,正在他们手中开花结果。各地的情况和条件有所不同,发展也不平衡。但这确实是已经基本上走完了或即将走完其短暂的初期自由发展,今天日益成为市场经济牺牲品和国民经济瓶颈的小农经济,以及因此而加剧的中国社会的二元经济结构,最终得以解脱的根本出路。这是中国亿万农民阳光灿烂的无限光明前程的真正希望所在。离开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集体劳动组织的重建和发展,好的政策、科技和国家资金的投入就失去了其运行的主体和载体,就必然会为他人做嫁衣裳。
  如果真的想去掉十几年来市场经济改革中巨大的盲目性,接受其中沉痛的经验教训,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正视人类社会(包括中国自己)自进入近代和现代史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发达和不发达的各类国家和地区中不平衡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真心实意地坚持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已为它们的基本实践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现在搞的市场经济,不是某个神明从天外携来并吊在半空中的神秘东西,它是在这个世俗的世界历史时空中生长和发展出来的东西。要承认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现今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与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之间必然存在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理论上系统地拿出实事求是的、经过充分论证的、经得起历史考验、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来,反对散布极为有害的和愚拙的形而上学与法学的幻想。不管人们现在的主观愿望如何,价值规律作为剩余价值规律在中国这个断裂性的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中的充分展开及其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将促使越来越多真正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人们,朝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辟的道路和方向去思索。也许,上述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批判的回顾,能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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