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

第五节 中国干部阶级的分化

正如第二章所述，今日中国的 领导集团已经领导中国2000多年了。士作为统治阶级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表2-1）的春秋（公元前770-476年）战国（公元前475-221 年）时期。士，起源于武士。后来，士变成主要是文士。在中华文明中，士有三条人生道路可以在世界历史上永垂不朽，即三不朽：第一是立功，文治武功。第二是 立德，德高望重。第三是立言，传世之作。唐（618-907年）以后，只有有功名的人被认为是正式的士。宋代（960-1279年）名儒范仲淹有一句名 言，今天还收在初中课本里，要求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的最高境界是“出将入相”。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也是一种荣誉：“不为良相，便为良 医”。一言以蔽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尊崇源于周朝早期（前1046年）的天命论，从汉朝（前206-公元220年）到清朝（1644-1911年）两千多年，中国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阳儒阴法，加上老子和孙子兵法。

基于这种意识形态，如果一个 王朝顺天爱民，那么士就应该辅佐朝廷管理国家。如果这个王朝罔顾民意、失去天命，那么士就应该揭竿而起，领导人民；改朝换代，逐鹿中原；尸积成山，血流成 河；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1840年以后，“天下大治”特指追赶先进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振兴中华。

1840年以前，士、地主、 大商人构成统治阶级。从1840年到1949年，在华列强、军事领导人、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士构成统治阶级，以在华列强和军事领导人为核心。从 1949到1958年，地主阶级被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中被赎买、有的合并进了干部阶级。从1958到1979年，二十年间，中国历史上第一 次，纯粹由士和军人构成领导集团。1979年以后，重生的资产阶级尽管已经成为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政治地位甚至还低于1840年以前的地主阶级。由 于中国是当今世界体系中落后的后发国家，士和技术官员所掌握的权力比1840年以前还要大。

历朝历代开国以后，都要经历 一个统治阶级从开国军事将领向有功名的士的转变、军事科层制向文人科层制转变的过程。对于新中国来说也是一样，但区别在于这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更重要的， 是领导集团从农业社会精英向工业社会精英的转变。在新中国，这是个从1949年到1997年的漫长过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元勋领导中国直到 1997年邓小平逝世。在1997年，国家最高权力从开国元勋之一的邓小平传到了一个有学位的士子江泽民的手中。

我以为，中国目前的科层制不如1840年以前规范。1840年前，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科层制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已经是高度完善、高度理性、高度专业、高度有效。其中很多元素今天还很有价值。中国正在寻求建立一种适合工业社会的科层制体系，但这需要时间。

表8-2. 公务员按级别划分（1997）

来源: 《领导文萃》, 1998, 第八卷, 第110页.

1997年底，共有570万 公务员。表8-2按级别显示了他们的分布。对于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找不到同样的数据。4000万干部中，县团级以上干部或许有200万到300万人，地市级 以上干部或许有10万人，副省部级以上待遇的干部或许有20000多人。这20000多万人是中国的高级领导干部。1998年2800万专业技术人员 中，158万人有高级职称，835万人有中级职称；[28]其中，或许大约有3000人享受副部级以上待遇。实际上，现在基本上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都有高级职称。同时，越来越多的党政领导干部也有高级职称。例如，2005年，政治局九大常委全部都是高级工程师。[29]

简而言之，4000万干 部，1000多万私营企事业主，加上人才市场中1300多万（现应为2500多万）准干部，构成了中国的上层社会。四千万干部中的三百万到四百万副县团级 以上干部和副教授以上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构成了中国的领导集团。其中，约三万五千名副省部级以上待遇的干部（在职或退休）是真正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正 是这个领导集团和这些高级领导干部正在领导中国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伟大转折。很少一些私有企事业主也在这个领导集团之内，担任各级人大、政协的副 职或常委，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私营企事业主成为进入权力核心的掌实权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上层社会之下，依次是国企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农 民。

表8-3. 1993年体制在2001年

来源: 《选编》2001（24 341-425）

从1979到2004年间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9%的速度增长，所以干部的工资也相应增长，最新数据见表8-3。2003年，工资又涨了一次，但我没有得到相关数据。表8-3所列的工资并不是实际收入。表8-3所列的工资只对农村边远地区的公务员和中小学教师有实际意义。[31]对 于大部分公务员（和国有事业单位的干部）来说，他们的实际收入高于表8-3所示的数倍。对于中、高级官员来说，表8-3中的数字是个笑话。现在，请客吃一 顿很正式的饭要花1000元；就是3000到5000元也不少见。如同在上一章讨论的，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比表8-3高出十倍。

关于表8-3还有两点值得注 意。首先，表面看来，公务员共有十五级。但是，另外还有三级，专为中小学教师、护士、技术员而设，工资更低。第二，如前所述，好几个中央部委文件明确要求 国有事业单位要逐渐取消国有工人的编制并逐渐代之以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工。所以，而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可能低于表8-3所列工人工资。最 后，在表8-3里，最高工资（2251元）只比最低工资（268元）高八倍，但在实际生活中，差距远远大于八倍。

1949年以后，尽管大部分干部逐渐变成了专业技术人员，但他们仍然首先认为自己是个士，然后才是个专业人员。当干部在1989年上街的时候，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履行爱国使命的忠诚的士，指出政府的缺点，就像古代的士一直做的一样，把自己看作天命、真理、道德的载体。

1992年以后，这种情况一 去不复返了。很快地，干部对自己的定位越来越从上层阶级的一分子转变成中产阶级的一分子；尽管他们的收入和声望绝对属于上层社会。1992年以后，干部阶 级分化了。这不是说1992年以前，中国的干部只问他们能为国家做什么，不问国家能为他们做什么。人终究是人。两千年来，无数的士也追求一己之利，很多人 也贪污腐化，也有许多缺点，像毛和邓无情批判的那样。但是，1992年以前，这不是士的意识形态。理论上、理想上、表面上，士要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 上。

1992年以后，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一切向钱看”。甚至县团级和副教授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也敢于公开追求个人利益或者金钱，不择手段，毫不羞耻。1992年以后，社会风气完全变了，公开考虑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变得十分可笑。[32]很多人不再视自己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而将自己视为挣工资的人，认为自己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挣饭吃。很多人把自己当作中产阶级、而非上层阶级的一分子。[33]

一千三百多万（现应为 2500多万）人才市场中的准干部全部在非公经济部门。他们为个人发财而奋斗，与国家几无关系。他们不想当迂腐可笑的士，他们要争当暴发户。未来中国的中 产阶级将脱胎于他们。现在公有部门还在接收多数大学毕业生（见第六章）。但是，情况正在飞快地改变。非公经济部门现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位置。再过一、二十 年里，非公经济部门可能比国有经济部门提供更多的职位；并且可以预见，在一、二十年里，人才市场的准干部会在人数上超过国家干部（现在是四千万）。这将是 中国中产阶级真正出现的时候。

四千万国家干部正在分化。对 于许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中低级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公有部门和非公部门没有区别。如果非公部门给他们更高的工资，他 们会很愿意转过去。但是问题是大部分非国有企事业单位都是低技术含量的单位，主要需要农民工，而不是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所以，大多数高中级专业技术 人员目前仍然留在国有企事业单位。综上所述，中国的干部阶级正在分裂，未来的中产阶级的萌芽就在其中。

第六节 中国中产阶级在哪里？

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与重要性已经有了好几十个研究（Bian, 2002, 97）。我基本上不同意有关研究。我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没有证据显示存在一个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中产阶级。

从社会学角度，中产阶级有两种定义。第一种定义，广义地讲，中产阶级就是在社会分层中位于中间位置的阶级。图8-1非常清晰地显示了今天谁是处在中国社会分层中间的阶级：根据第一种定义，图8-1显示：农民是下层阶级，城市居民是上层阶级，农民工是中产阶级。

第二种定义，狭义地讲，中产 阶级特指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阶级。在发达国家，这个阶级，在工业社会，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在工业社会末期和后工业社会（Gilbert, 2003, 17），这个阶级的人数逐渐等于、并最终超过了工人阶级。所以他们成为上层阶级（资产阶级和上层管理人员）和下层阶级（蓝领工人阶级）中间的中产阶级。中 国现在还是一个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社会，要成为一个工业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现在不可能有一个白领服务专业人士构成的中产阶级。在今天的中国，大部 分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是干部和准干部。无论权力、财富、声望，干部和资产阶级都绝对属于上层阶级。[34]

大部分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研 究创造了一些指标来定义中国存在一个中产阶级，最常见的一个变量是是否拥有私家车。2003年6月9日，中国自豪地宣布，中国拥有私人汽车的总量达到 1000万辆，平均每120个中国人中有一辆私人汽车。中国的汽车工业成为中国的第五大支柱产业。中国汽车的产量（大部分来自外资企业）超过了法国，排在 美国、日本、德国之后名列第四。[35]这的确是不可否认的成就。但是，这决不表示中国已经有了一个中产阶级。每120人有一辆汽车，1/120或8/1000，恰恰说明拥有汽车是上层阶级的标志，而不是中产阶级的标志。在统计学意义上，因为中国有若干私人汽车，就断言中国已经有一个中产阶级，实在不合适。

在中国，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只占总人口的不到5%。从财富、声望、社会特权来衡量，处级、副教授级别以上的干部绝对属于社会分层顶层的2%。奇怪的是，他们怎么会觉得自己属于普通的工薪阶层，是个中产阶级呢？

这是有好几个原因。首先，媒 体一直报道一些新贵大款的故事。是有许多新贵大款，但是他们远不到总人口的1%。可是媒体的集中宣传误导很多人以为有很多新贵大款，以至于忘记了大部分干 部仍然居于社会分层顶端的5%。第二，由于现行户口制度，农民阶级、甚至工人阶级都和大部分干部不住在同一个社区。干部和干部住在一起，看不到比自己更穷 的人，觉得自己也不富。第三，“中产阶级”一词来自发达国家。当干部们买了一套房子、买了一辆车、出门旅游，他们就觉得自己终于达到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 生活水平，尽管他们在中国完全属于上层阶级。第四，一些研究断言现在中国有一个中产阶级。大多数研究关于中产阶级的参照系是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二十年 前，甚至中国的上层阶级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相比都是很穷的。现在，经过二十年的飞速的经济发展，中国上层阶级的生活水平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生活 水平。

根据温格茹德 （Weingrod）和陈（Cheng）的研究（Fishman, 2004）：一个中国家庭只需要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花销的零头就可以过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舒适生活。尽管中国宣称人均收入仅为1100美元，但这个 数字根本就不是消费者收入的全部，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城市。那里的人有二到三份兼职，很多人正式的工作以外都有短期的收入。例如，上海的实际收入将近每人 2500美元，每户5000美元。同美国相比，用一美元，可以在中国买到近五倍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按照中国人收入的实际购买力而不是根据和美元的换算，那 么中国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就达到了年收入12500美元的美国家庭的购买力。所以，“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亿舒适的中产阶级”。

我完全同意这些统计数字，但 是不能同意这些概念。从社会学角度，基于这些完全相同的统计数字，我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的人口为十三亿，上层阶级（而非中产阶级）有一亿人，占 人口的7.7%。这个上层阶级包括致富的干部、私有企事业主、档案还挂在人才市场的准干部。这个意义人的上层阶级能够消费美国中产阶级下层买的起的东西， 可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富裕到买得起一幢房子（不是一个单元）和一辆车。

中国或迟或早会有一个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中产阶级，因为中国或迟或早会变成一个工业社会，之后还会变成一个后工业社会，之后中国白领服务业专业人士中产阶级的人数必将赶上和超过蓝领工人阶级。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是未来中国。

第七节 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

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 地位令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困惑不已。有多少干部是党员？多少党员是干部？哪些干部从来不是党员？哪些干部从来都是党员？党员和干部之间的关系有没有变化？ 干部中党员比例有没有变化？某些岗位需要党员与否有没有变化？党员身份对于提拔有何作用？是不是干部级别越高，党员比例也越高？“领导干部”都是党员么？

1958年以来，干部中党员 的比例一直维持在大约40%（图3-11、4-11、5-11、6-11）。今天约有4000万干部和7000万党员。在4000万干部中，约1600万 是党员，约2400万不是党员。在7000万党员中，约1600万是干部，约5400万不是干部。在中国社会分层中，大体说来，一个非党干部高于一个党员 工人；一个非党工人高于一个党员农民。党员身份基本上不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党员身份不能把一个农民变成工人，不能把一个工人变成干部。在中国 社会分层中，高考和户口比党员身份重要的多。

近年来，中国的党员身份成为 美国社会学刊物的一个热门课题。魏昂德（ Walder, 1995）发现，中国的专业技术精英和管理精英之间有明确的区别。大学学位显著地增加了一个人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可能性，而党员身份对成为高级 专业技术人员还是低级专业技术人员没有显著作用。周雪光等人（Zhou, 1996）发现，大学毕业生入党的比例高于中学毕业生，中学毕业生的入党比例高于小学毕业生。家庭背景对入党与否没有显著影响。干部身份对入党与否一直有 正面作用。魏昂德等人（Walder, 2000）发现，入党与否与能否能够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无关。但是，入党是成为领导干部的先决条件。边燕杰（Bian, 2001）发现，在中国作个精英并不一定非要入党，但党员身份有优势，因为由于历史原因党对提拔谁有很大的发言权。1979年以后，有大学学历的党员比没 有大学学历的党员更容易提拔成为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李伯白和魏昂德（Li and Walder, 2001）发现，入党与提拔并无直接关系，但入党越早，越有利于提拔成为领导干部。事业有成以后再入党，并无助于提拔；在这种情况下，入党是对事业有成的 象征性的回报。吴晓刚（Wu, 2002）发现，无论在公有部门还是非公部门，党员身份与工资高低毫无关系。

所有这些研究结果都是正确 的，但有关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第一，有关样本仅仅来自城市地区，而全面的分析需要涵盖城乡的全国性的样本。一定要包括农村地区，才能了解全体党员和 全体干部。第二，一定要了解党员在各个社会阶级的分布、党员在干部队伍内部的分布，才能了解全体党员和全体干部。第三，分析党员和干部在社会分层中的地 位，必须同时考虑高考和户口，因为这两者都严重影响一个人入党的机会。只有把高考、户口、党员身份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党员身份在中国社会分层中的意 义。

来源：《中国干部五十年1949-1998》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