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首都大中学校学生游行队伍革命热情高涨，表达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誓死保卫毛主席，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一个女中学生红卫兵小将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张照片登上了各大报的头版，引起很大轰动，其引领作用巨大。从此，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校红卫兵组织踊跃建立，并势不可挡地到北京来接受毛主席检阅，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革命大串联新高潮。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一共有八次接见红卫兵。其中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焦裕禄女儿的合影，堪称经典，并永留革命史册。这张经典照片感人之深必是过目不忘；表达了那个火红的年代；表达了毛主席与人民心连心；表达了红卫兵小将对自己心中红太阳纯真的深情，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幸福。

        但是，时过境迁，那个现居美国年近70岁的老太婆却发声对自己在文革中批斗北师大附中女校长至死一事表示忏悔，引起一番讨论。这并不是单纯的个人道歉，而是对文革的一种谴责。这种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声音，从未中断，只是表现为不同的方式。近期，媒体出现对香港大资本家李嘉诚从大陆撤资“跑路”的报道和评论。李先生沉默多日后发声说：“这种文革方式，叫人不寒而栗。”这个“跑路”竟与50年前的文革挂钩，真可谓李先生的一大发明。这只不过表明，这个资本家先生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仅限风闻所知，在他资本灵魂中天生着一种对文革的恐惧和憎恨。再看那个进行50年后的道歉，这完全是时空倒错。如果，一个改革开放后，乘西风漂大洋，在资本主义社会定居的老太婆，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红卫兵革命小将的革命造反行动进行攻击，那只是说明，这位当年在天安门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中学生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并不因50年后一个不革命的老太婆的忏悔而逊色。岂不知，南京大汉奸汪精卫与京城青年革命者，那个炸杀满清摄政王载沣的刺客，那个狱中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人汪精卫，不是已判若两人了吗？

        毫无疑问，十九岁革命者汪精卫炸杀满清王侯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登上天安门给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引领了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大汉奸汪精卫是帝国主义侵略生产出来的；那个搞道歉真人秀 的老太婆是中国搞复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后生产出来的；焦裕禄这个县委书记是社会主义建设及其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紧接着就有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焦裕禄女儿；推而广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也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吗？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并要巩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即农业集体所有制和工商业全民所有制；而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样两个阶级就围绕两条道路展开了一场生死斗争，一场谁战胜谁的斗争。在共产党内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党内修正主义的斗争，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危险最大的就是钻进中央的中国赫鲁晓夫式人物了。在苏联发生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苏共中央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历史教训，给中国共产党尖锐地、直接地提出了反修防修的历史使命。在反修防修历史使命中的最高问题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在这个“最高问题”的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大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纲领、总路线、总线索。只有抓住这个纲，才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路线。除此之外，那总是片面的、局部的、枝节的、非原则的，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反革命的，一句话，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李嘉诚当初得到中央修正主义的首肯和赞赏，修建广州白云宾馆，是多么的风光一时。现在搞撤资“跑路”，却是秘而不宣，像个贼一样，还不忘骂文化大革命。当然，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李嘉诚“跑路”一事给以“合理合法”的辩护。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法无天”、“目无法纪”，这是资产阶级法、法理、法权的意识形态。正是这帮学者、“砖家”先生按照中央修正主义的指示，制定了一部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取消反革命罪的八二版反革命宪法。有史以来，宪法、法律千万部，处于不断改动中，哪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它只有在不断受侵犯、立法、修改、废除、重建中才苟延残喘下来。资产阶级说：李嘉诚“跑路”“合理合法”，不论是大张旗鼓，还是秘而不宣，这都是不碍法律的“严肃性”，不要对李先生进行“道德”绑架等。无产阶级说：李先生是资本家，他追逐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称之谓的利润、超额利润；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称之谓“剩余价值”，拿句普通的话来说是剥削或榨取的工人血汗；资产阶级说的撤资是合理调配资产，无产阶级说是盗匪移赃洗钱。从以上来看，同一件事会有多么不同的观点啊！更何况，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拥护的和反对的，肯定的和否定的、明确的和模糊的，唯物的和唯心的，辩证的和形而上学的，等等，这也是必然的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从中央领导到基层民众，几乎是全国每个单位，每个行业，工农商学兵都参加了这个运动。这是一场触及人们意识形态灵魂的大革命。由于每个人参加的方式不同、经历不同、深度和广度不同；其中，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修正主义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下了个“彻底否定”的结论。这个结论其实也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说辞；这种观点也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产物。不论肯定和否定，都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因为两种观点都是历史的产物。 唯心主义的致命点是，从来不问自己认定的“绝对真理”、“永恒真理”是从哪里来的，从来不知道自己的所谓真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经历者，有相同或不同的认识，而且后来人即未经历者，也有相同或不同的认识，甚至有坚定拥护与极端仇恨的差别。其实这一切均来源于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和斗争；具体说，社会意识、意识形态中的不同观点均来源于保卫和巩固社会主义与复辟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斗争。这不是个人的好恶之争，也不是头脑中自生和固有的。只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进程及文革后的反动理出一个清楚的线索，即只有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两种生产关系、两种所有制的分析，才能理清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进程、反动三个阶段及其线索或总脉络；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过程的起源和前因、发生和进程、结束和反动三阶段的总体来看，才能符合历史的来研究文化大革命；只有抓住“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个总题目，才能提纲挈领地来研究文化大革命。

        全国万亿人民群众百倍热情、斗志昂扬地投身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地、富、反、坏、右也是不可逃避地卷入了这场革命。这亿万个人在十年文革期间的经历和想法是各不相同的，正是这所有个人的经历和想法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每个人或一群人的具体情况，都是文革运动组成部分，但这决不是文革全部和总体。有些革命小将在停课闹革命时，打着旗帜，结队重走长征路，自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他们喊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徒步行进；沿途和群众接触，得到各地红卫兵接待站的支持和帮助。这是文革中千百万种新生革命事物的一种，但并不是每个红卫兵小将都重走长征路。如果把文革说成是重走长征路，那是片面的；进而把文革说成是红卫兵运动，那也是片面的。那个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季羡林在文革后写了本《牛棚杂记》的纪实文学。但文革决不限“牛棚”中事，“牛棚”里关的只是当时当地革命群众认定的牛鬼蛇神，即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位老先生对年轻人不认同《牛棚杂记》既感慨，又无可奈何，其所倡导的控诉文革之罪的“文革博物馆”也不了了之。“牛棚”是文革中产生的新的革命事物，同红卫兵小将重走长征路一样，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沧海一粟。红卫兵革命小将说，重走长征路经历了锻炼，收到了教育；季先生说，关“牛棚”受了苦、很冤枉，文化大革命如何如何不好等。老先生去世后发生的财产之争，不是对其生前反文革的顽固言行的讽刺吗？关“牛棚”与财产诉讼，不正是不同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表现吗？各种人对文化大革命有不同评价，甚至争论不休，这种争论出现在嘴上，存在于心中，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和斗争决定于社会存在，决定于社会生产方式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季老先生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一个唯心论者。唯心论者是不懂得、也不接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的。全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思想观点在意识形态迷宫中执迷不悟，它永远也不知道意识形态为何东西、来源于何处；正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陷入“利润、地租、利息、工资、汇率”等资本灵魂中，只见资本，而不见剩余价值一样。《共产党宣言》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新时期的一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文革结束，中国现代修正主义上台，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包括《牛棚杂记》及所谓的御用文人和反攻倒算的党政大员及势利变色虫，直至中央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不就是“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吗？中央修正主义是钻进共产党内部并窃据党的最高领导权的资产阶级，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甚至指挥党政权力搞资本主义复辟。《牛棚杂记》摆现在书摊上，有兴趣者买看讨论一下而已。但作为中央的决议，影响就大了。正如那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主语的“无头苍蝇”文一样，《牛棚杂记》及中央的“全面否定”文革的《决议》文都要接受“千百万人民革命实践的检验”（毛泽东）。就是那个起草《决议》文的纸老虎理论家，即曾被毛主席指出没有读过《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竟说：“如果毛泽东活着，我就要问一问他，你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话成何体统，哪有一点“大理论家”的基本素养啊！结果呢，去世前七年中多次求见自己的主子而不得，郁郁不已。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记述、评论，可以写成千万卷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革经历和心得；可以说，一个人有一个文革史。正是这所谓《牛棚杂记》、重走长征路、大字报长廊、各种学习班、批斗会、辩论会、等等，构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流，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大民主中受到教育，触及到当事人的意识形态灵魂。但是在这无数偶然性中，其必然性是什么呢？其中有什么规律呢？有什么主要线索呢？达到了什么结果呢？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又是什么呢？恩格斯论此说道：

        “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第一是发现了细胞……第二是能的转化……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了，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

         “现在也被我们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界的情况是这样，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当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结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像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统一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在于发现这些规律。人们通过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问题在于，这许多个别的人所期望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部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也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暂时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花，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者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自从工人不再像1848年在莱茵河流域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以来，工人已经丝毫不能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了。……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政治权利不只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两个阶级。……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和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

        恩格斯上述对历史唯物论的论述，对正确理解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根本指导意义，首先是进行阶级分析，对这场持续十年的全国性大革命，遍及各个领域的全面阶级斗争，针对六大意识形态：政治、法律、道德、文艺、宗教、哲学的大批判，男女老少、工农兵学商、党政军公检法齐上阵的群众大运动，不进行阶级分析是行不通的，那也必然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必然陷入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文革后，中央现代修正主义搞了个“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基调或总理论是否定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从反面证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也证明了毛泽东思想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和光辉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修正主义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生产方式、所有制下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及总过程，对全过程中的每件事、每个人的言行进行阶级分析，都必须沿着复辟和反复辟这条主轴进行衡量，才能有一个符合唯物史观的正确认识；换句话说，要运用恩格斯上述唯物史观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研究，历史地看问题，才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个文革后，中央修正主义“全面否定”文革的《决议》，亦是历史的产物，亦逃避不了历史的检验。《共产党宣言》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阶级斗争，而且是一场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是一场关乎“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反修防修的斗争，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试问：在《共产党宣言》发布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哪一个共产党否定过阶级斗争呢？中央现代修正主义捏造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抹杀、否认阶级斗争，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这只是表明它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打着共产党旗号的政治骗子，表明它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已宣布了它们理论上的破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