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二）

“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他们不办社会主义之事，他们做什么 ，办个体经济吗？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总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别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方法去拉它向后退。”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说了那句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经典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部农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害，只能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新的革命。……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象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到，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了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出的结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毛主席说：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

六中全会上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实质上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在会后，“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或发展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乃至全部农村工作的主题。1955年至1956年一个冬春，合作化运动席卷了整个农村。在1956年6月30日，毛泽东以国家主席名义公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高级农业社实行主要生产资料完全集体所有制，社员的私有土地必须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取消土地报酬，耕畜和大型农具作价入社，等等。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上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社；有的称为集体农庄，以区别于初级农业合作社；按规定，后统一称为农业生产合作社。

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掀起了高潮,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加快了。到1956年底，手工业由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的转变基本完成。除了某些边远地区外，全国基本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

在六中全会后，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及手工业合作化高潮的形势下，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速度加快了，范围也扩大了。到1956年底，全国的私营工商业实现了所有制改造。

1956年在全国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亿万农民和大多数其他个体劳动者，已成为集体劳动者。这种集体劳动，无疑是一种新组织起来的生产力。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成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不再是原来企业的所有者，而是按照他们的能力被接收为企业的职员，成为国家的管理和技术干部；他们通过清产核资定息，领取的定息由国家发，已同原有企业的利润没有联系。这就从原来的起于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的方式变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国营企业。所有制的改造，使私人企业的工人摆脱了雇佣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同原先的国营企业工人一样成为企业的主人，也就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样，就联合了全国各行业、各地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队伍，增强了他们的阶级力量和劳动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促进和扩大了工农互相支持，加强了工农联盟。这是生产方式或所有制或生产关系的转变所必然产生的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反映；政治、法律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底，这七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翻天覆地的最伟大、最根本、最革命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所有制革命。这个所有制革命在经济上的意义就是生产关系，在社会意义上就是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进行二十八年的人民革命战争，进而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以来，无数志士仁人及革命先烈、共产党人前仆后继奋斗的结果，就是这个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七年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具体情况来说，就是对农业、手工业、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革，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暴力没收或接管，这就在中国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或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从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也就具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条件。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后，进行土地改革，那是革封建制度、地主阶级的命。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党内出现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等违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做法、说法、想法，受到了批判、批评和纠正，但这还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还谈不上复辟和反复辟的社会条件。在56年以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56年后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还是倒退、复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必表现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这反映在党内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为党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集中表现在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主要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只是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以后的工作更伟大、更艰巨，阶级斗争更激烈，道路更曲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