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是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和原则加强党的建设

在奋斗目标问题上，把共产主义改为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

建立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这是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奋斗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因而成为广大共产党员终身不渝的信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遇到一定困难、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攻势加强的情况下，共产党内的意志薄弱者对共产主义信念发生了动摇，转向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有的人认为共产主义仅仅是提供了为“人和社会不受任何人和物制约地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可能性”，反对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形态，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乌托邦，进而宣布“共产主义并不是理想，而是社会本身逐渐失去其原先状况的一种实际运动”，这实际上就是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微不足道”的翻版。有的人声称共产主义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历史不以各种政治力量的意志为转移，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自己的最终目标”是“毫无根据的观点”，因而像戈尔巴乔夫所说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航道”是错误的，改革就是要“校正”这个主航道。有的人干脆咒骂共产主义是二十一世纪的罪恶，“应该从字典中删掉共产主义一词”，“永远放弃共产主义”。这些说法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反对把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

那么，党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呢?戈尔巴乔夫明确地说，“现在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我们为之而奋斗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建立自由的和社会公正的社会，”党的纲领性目标是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难怪东欧国家共产党都改名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民主社会主义党了，即使在苏联，党名虽然没有改变，但这只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不便公开宣布改名。正如原苏共一位领导说的，戈尔巴乔夫的底牌是要把苏联共产党改为社会民主党，只是碍于形势不能和盘托出。接着很快发生“8·19事件”，苏共没有来得及改名就被解散了。

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要创造的是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它将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复本，也不是原来那种社会主义的翻版——哪怕是得到改善的翻版。”这就是说，要建立一个介乎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制度。然而这种“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在当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对立的历史条件下，摈弃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实际上，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一面宣布要同现实社会主义“彻底决裂”，要“炸毁”过去的一切;一面鼓吹与资本主义趋同，主张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体现“人道主义”、“民主”的所谓“社会主义因素”搬过来，以改造自己的社会制度，形成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可见，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却与资本主义没有根本区别。所谓不是“资本主义的复本”，不过是指应对资本主义作若干改良而已。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取代共产主义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标志着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变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在指导思想问题上，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主张在党内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

任何政党都是阶级的政党，都以反映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共产党之所以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因为它是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阐明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科学地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及其实现的根本途径。因此，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就不能不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为此，在共产党内，不能允许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存在，必须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做坚决的斗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也就无法保证党的先进性。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所做的毫不妥协的斗争，列宁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所做的坚决斗争，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却反对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提出“革新”党就要允许“党员有信仰、表达意见和行动的自由”，“允许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观点、意见和流派的存在”。必须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决不是不允许党员表达不同的意见、发表不同看法，恰恰相反，这是党内民主所要求的;它只是说，党内不允许那种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相抗衡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合法存在，不允许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机会主义思潮合法存在。如果允许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机会主义思潮在党内自由泛滥，那就无异于要党听任和容忍国内外敌对势力对党进行思想渗透，听任和容忍他们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搞乱党员的思想，瓦解党的队伍。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鼓吹党内思想多元化，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目的也正在于此。戈尔巴乔夫为了取消马克思主义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在攻击马克思主义有局限性、已经“过时”的同时，还以“意识形态是开放”的为借口，宣称费边社会主义著作中积极的内容、社会党国际纲领中合理的内核、康德哲学中的伦理观念、基督教教义中人的价值的主张等等，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产中有用的思想一样，统统都是党的理论基础的思想来源。这样，党内实行各种意识形态一律平等、自由竞争的多元化，在党纲、党章中不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甚至完全抹去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就顺理成章的了。

但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以资产阶级思想、机会主义(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思想)为指导，二者必居其一。因为任何无指导思想的党或以各种意识形态为共同指导思想的党是没有的。其实，鼓吹党内指导思想多元化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也并不是真的没有指导思想，只不过它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是以所谓抽象的、一般的、人类共同的人道主义、人的价值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种人道主义、人的价值是什么呢?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说：“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同时也是实际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甚至认为十月革命只是朝法国革命宣布的“人和公民的自由以及个性自由”迈出的新的一步。可见，他所追求的理想说穿了就是资产阶级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苏联共产党演变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无疑是这种指导思想改变的直接结果。

在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抛弃民主集中制，主张“民主的一致”

列宁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只有把全体党员组织成为一个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的团结一致的部队，党才能有力量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引向胜利。没有严格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就不可能保证党的决议的贯彻执行，从而也就不能保证党的先进性和它的领导作用。为此，党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在党内，民主与集中是统一的，既要有高度的民主，又要有高度的集中，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抛弃民主集中制，党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有战斗力的组织。

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攻击实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了“兵营式的等级纪律”，形成了官僚专制、行政命令，“妨碍进行公开探索”，而“抛弃了民主集中制就能够顺利地拆除党的等级命令制的组织结构”。它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主张党内生活的准则只能是“普遍民主的原则”，即“确保党内真正多元化，保障少数人的权利，确保党员和公民自由发表意见和坚持自己的立场，确保个人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大家知道，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准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些准则是党内思想和行动统一的组织保证。而这些恰恰都被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样或那样地否定了。

“少数服从多数”，这在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字面上是保留了下来，因为如果连这一条都没有了，党就不成为一个组织了。然而，它强调的是“少数捍卫自己观点的权利，包括在党的舆论工具上捍卫自己观点的权利”，要求“摒弃多数的统治”。它虽然也讲“少数人不应妨碍根据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而采取的共同行动”，却又认为“少数人完全有权坚持自己的立场，其中包括通过党的报刊和群众宣传媒介来寻求党内舆论的支持和证明自己的正确”。这样，“少数服从多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个人服从组织”，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是侵犯了人的自由。他们认为，必须“放弃形式主义的完全一致原则”，“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应该建立在民主的一致和人道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因此，应允许党员根据某个纲领、利益、主张进行横向联系，组织各种俱乐部、辩论中心、论坛、委员会，开展活动，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这实际上是允许党内派别组织合法存在。有的人甚至公开要求“承认立场、流派、纲领的多样性和派别的自主性，各派别按人数比例出席党代表大会和进入党的经选举产生的机关”。

“下级服从上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认为这是典型的“等级的官僚机构”，必须废除。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各级党组织在安排自己内部生活和活动方面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下级党组织的决议，“只要不违背党的纲领性目标，且在党章授予的权限内通过，上级机构不得予以撤消”;上级党组织有关涉及下级组织的决议，必须征得下级组织同意，方能通过。这意味着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已丧失了领导职能。

“全党服从中央”，更是不能允许，因为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看来，这是“极权的新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的超集中、反民主和严格等级制”的表现，它使得每一个党员“不能恢复自己的尊严感和党内自由感”，“排斥了创造性原则和来自下面的积极性”，“把党员变成党的机关的附庸”，造成“官僚主义强权和党内生活的死板气氛”。因此，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中强调的是“组织的民主、主动性和普通党员的权利”。

事实证明，共产党如果抛弃和否定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有严格的组织性和铁的纪律，而只能变成一个各个派别自由争论的组织和松散的政治议论俱乐部。这样的党是不会有战斗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