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当年为何不信任苏联修正主义集团？

不参加所谓“协商会晤”，也不出席苏共“二十三大”

据吴冷西著《十年论战》记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1965年2月飞抵北京，毛主席接见了他。因为柯西金刚刚从越南回来，毛主席一开始就问柯西金访问越南期间美国轰炸的情况。但是，柯西金没有多说，而是主要关心中国方面是否准备参加3月份的“协商会晤”。毛主席苦口婆心地告诫他说：“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的时间。”接着，毛主席又不失幽默地说：“现在你们不同我们商量，单方面地发表通知，那你们就去开会吧。我们完全赞成，我是顺着你们的。……”

1966年1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将在4月间召开“二十三大”，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3月18日，毛主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是否派团参加的问题。会上，毛主席说：“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在去参加或不去参加这个问题上，有些党在动摇不定。要使人家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参加就行了。”

毛主席当年果断决策，既不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兄弟党“协商会晤”，也不出席苏共“二十三大”，是基于对苏联新领导的一系列观察，透过一系列表面现象，可以说做出了本质判断：苏联的新领导人在政治上不诚实，因此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我们对他们在政治上不信任。

实际上，早在1964年11月，周恩来率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莫斯科与苏共会谈时，周恩来质问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究竟是继续执行他的路线，还是要改变他的路线？”这时，苏联领导人米高扬脱口而出：“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所有决定是苏共中央集体做出的。”（见吴冷西著《十年论战》）

这就充分说明，赫鲁晓夫之后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面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造成的一系列被动局面，没有丝毫的反思。他们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恐怕是嫌赫鲁晓夫太笨、太愚蠢，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时不够圆滑、老练。

如果说，当时米高扬的回答是出于匆忙，因为那时离赫鲁晓夫下台只有一个月，那么，经过尔后一年、两年、多年的实践证明，当时的苏联新领导就是要继续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只不过在宣传修正主义观点时更隐蔽、更婉转，同时增加了一些好听的话，例如什么“团结”、“反帝”、“共同对敌”等等。还有，就是对待批判他们修正主义路线的各兄弟党、兄弟国家，苏联新领导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实行高压，与赫鲁晓夫时期所奉行的霸权主义行径相比，有增无减。对于苏共自赫鲁晓夫上台以来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所造成的混乱和危害，苏联新领导人则始终缄口不言，拒绝任何自我批评，似乎他们“一贯正确”，需要批评的只有别人、而没有他们自己。对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造成的一些后遗症，例如苏联国内的一些反共思潮、反苏文学作品，例如1968年发生在捷克的所谓“民主改革”，苏联新领导完全失掉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思想政治工作本领，一概坚决镇压，还以此来证明其在“坚持社会主义”。

我们回顾这些历史，是为了我们今天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个是面对现在的修正主义，要着眼于它的发展历史，决不能被它说一两句好听的话所忽悠，不能抱政治幻想。再一个就是我们“左派队伍”内部，对一些持错误观点不改、又隐蔽起来说好话、奢谈“团结”的人，也要保持警惕。

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观点、决策，我们获得的几点启示

我们回顾了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应对苏联修正主义、特别是如何应对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修新领导的新面孔、新强调，可以获得哪些启示呢？

首先，面对苏修新头目的新腔调，必须毫不动摇，揭穿它。据吴冷西著《十年论战》记载，1965年3月，毛主席邀请了一些兄弟党的代表以及投身中国革命的外国专家，就中共中央准备发表的《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征求意见。会上，美国专家爱泼斯坦发言认为，有许多人对苏共新领导，对勃列日涅夫还有幻想，希望他改变赫鲁晓夫的做法。苏共新领导虽然没有说他要改变赫鲁晓夫的做法，但最近以来他们口头上大讲革命、大讲团结、大讲反帝，这就给人一些假象，好像他们真的是要改正。所以现在很需要有一篇文章，通过对三月会议的分析，来揭穿苏共新领导的真面目，揭穿他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毛主席当即回应说：“要想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自己要旗帜鲜明。我们的基调就是要揭穿苏共新领导，文章的个别地方讲得太尖锐的，可以改得稍微含蓄一点，但是整个基调应该是旗帜鲜明、尖锐泼辣。”

针对苏修新头目的新强调，毛主席在1965年3月这一次讲了“要想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个话。1966年3月，在讨论是否派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问题时，毛主席又一次讲了“要使人家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这个话。这句话、这个观点、这个思想方法，应该成为当时应对苏修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复杂问题、辨认真假的出发点。

其次，也要善于斗争，巧妙揭穿修正主义分子隐蔽起来的面孔。在1965年3月向兄弟党代表及在华外国专家就《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征求意见时，还有一位客人谈到，苏修新头目之所以夹起尾巴、隐蔽自己的观点，是他们虚弱的表现，因此我们要乘胜追击，继续揭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毛主席则表示：“这恐怕值得考虑，要多加斟酌。苏共新领导和赫鲁晓夫有所不同，这就是他们刚刚上台，新干的坏事还不多，过去许多坏事他们可以推到赫鲁晓夫头上。我们要抓到他们新干的坏事，才能批评他们。如果我们把批评赫鲁晓夫的老话再安在他们头上去，就不得人心，别人不会接受。”

正因为如此，在尔后的岁月里，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是揭露苏修集团大搞霸权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行径，使他们在全世界各地丧失人心。关于这一点，需要多谈几句。现在有一种倾向，要给毛主席摘掉“马列帽”、把毛主席打扮成为纯粹的民族主义者、甚至于民族利己主义者，因此有些人就抓住毛主席揭露苏修是社会帝国主义这一事实，大肆渲染，似乎毛主席之所以要揭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仅仅是出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目的，这其实是片面的。另外还有一些人这样宣传，则是故意的、别有用心的。

根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记载：“1968年8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谴责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既然捷克共产党的修正主义头子杜布切克搞的所谓“布拉格之春”、“民主改革”带有否定斯大林的倾向，并主张在经济上引进市场机制、在政治上更靠近西方帝国主义阵营，我们为什么还要谴责苏联入侵捷克呢？这绝不是像当今某些人穿凿附会地解释的“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那么简单。

杜布切克的所作所为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其一，这都是赫鲁晓夫疯狂否定斯大林、积极鼓吹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竞赛”等一系列修正主义行径所带来的后遗症，其二，可以而且应该对杜布切克等人做批评、教育，或者组织处理，但是采取军事占领的方法是极其愚蠢的、是更加错误的。

特别重要的是，苏联当时虽然把赫鲁晓夫轰下了台，但是并没有认真清算其修正主义路线，更没有表示出这样的诚意，他们整杜布切克，其实是“大修”整“小修”。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出于书生气，只反对表面上更右倾的捷克修正主义分子，而不会识别隐蔽的苏联修正主义分子，甚至还跟着他们去反对捷克，那我们就显得幼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反对“大修”——即苏修，揭露他侵犯捷克国家主权、不尊重捷克人民群众的感情，不使苏修表面上假装正经的阴谋得逞，因为他们根本不想纠正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从毛主席处理捷克问题，我们又学到一点启示，那就是面临两个坏的东西，要抓住主要矛盾，首先反对更有危害的一个，同时也是揭露更虚伪的一个。